生態移民的苦惱

　　373戶牧民從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現代城市，千百年傳襲下來的生活習慣突然改變

　　格爾木市郊，青藏公路兩旁，一排排整齊的藏式平房列隊站開，來自黃河源曲麻萊縣和長江源唐古拉山鄉的373戶生態移民居住在這里，這是三江源保護工程的濃重一筆。整個移民項目計劃投資6.31億元，保護區1／4的人口(約17.5萬人)將遷出，牲畜減少1／3。從海拔4000多米的高寒草原搬到海拔2700多米的現代城市，牧民們千百年傳襲下來的生活習慣突然改變。

　　移民村里常能見到藏民們將沉重的液化氣罐往家里搬，一罐70多元是筆不小的開銷，冬天則要以每噸360元的價錢買煤取暖，而在草原上他們使用的是免費的燃料——牛糞。

　　“這里吃肉、吃奶、吃酥油都要花錢，原來都是自家產的。”尕才仁去年8月份搬到這里，他覺得國家給的每戶每月500元補助遠遠不夠，“一家一口人是500元，十幾口也是500元。這點錢僅夠我們買蔬菜和糧食。”

　　移民村管委會主任南夏也為村民的生計發愁，積極想辦法讓他們出去打工。“但是我們的人勞動技能太差，到工地上，原本一個人的活三個人都頂不上。而且很多人漢話說不好，交流成問題，女人則多數連聽都聽不懂。”如今管委會想了一個辦法，在辦公樓下開了一個小工廠，搞起“特色產業”。他們請老師培訓村民雕刻嘛呢石，然后作為旅游商品賣給游客，據說將在青藏鐵路的火車上銷售。

　　過慣牧區生活來到城市，要學習的事情很多，包括衛生習慣。雖然家里有廁所，但是一些村民依然到屋外方便。唐古拉山鄉的一些移民無法適應城市生活，最終又跑回了牧場替親戚打工。

　　尕才仁是曲麻河鄉多秀村小學的民辦教師，搬進新房不到一年，家里墻壁就出現了裂縫。他說，移民村的基礎設施不完善，特別是自來水，一天只能接兩次。“國家的政策好是好，但執行政策的人不是很好。只要生活沒有壓力，城市里還是不錯的。”尕老師最看重的是教育，家中3個孩子都在移民村的小學念書。他說很多人都是為了孩子讀書才搬下來。妻子旦珍措卻懷戀草原上的日子，尤其是夏天，青草長出來了，花兒開了，而現在奶子吃不上，移民村周圍都是荒漠。

　　爭論和憂慮

　　對三江源的生態狀況存在著不同聲音。有環保者對藏民生活的改變感到憂慮：青藏鐵路開通后，“便利的交通帶來大量廉價商品和垃圾，有現代消費方式卻沒有現代的管理方式，每個人都成了污染源”

　　一條從曲麻萊到不凍泉的三級公路正在修建中，它的通車可能會改變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命運，因為其穿越的是保護區的核心區域。

　　站在離不凍泉不遠的大橋上，流過橋下的楚瑪爾河使人震撼，由于流經之地廣布紅色砂巖，晴空碧霄之下，河水像鮮血一般在蒼茫大地上鋪開，天邊是雪白的昆侖山。靠近河岸的河床大面積裸露、干裂，如同血跡，十分扎眼。牧民說水量一年不如一年。

　　楚瑪爾河發源于可可西里，是長江的北源，它與正源沱沱河及南源當曲一起最終都匯入通天河。目前關于長江源頭生態環境的研究存在多項空白，而楚瑪爾河與當曲的資料更是少得可憐。在2006年的科考中，楊勇看到的楚瑪爾河源區是一片沙漠戈壁，一個個淺水湖被沙地包圍，在陽光下閃爍，湖的四周凝結起鹽殼。受黃沙侵襲的還有沱沱河，甚至連水量最大的當曲，河口也出現了沙漠條帶。

　　楊勇的所見并沒有受到廣泛認同，目前對三江源的生態狀況存在著另一種聲音。最近有媒體稱，三江源地區的草原鼠害已得到初步遏制，天然草場的壓力減輕，草地植被覆蓋度增加，已經呈現恢復態勢。更可喜的報道稱，“千湖之縣”的瑪多，前些年4000多個湖泊有半數以上干涸，但近兩年至少有兩成以上干涸的湖泊又恢復了舊貌。而這些全都得益于自2003年以來實施的保護措施。

　　關于三江源草場生態惡化的成因，氣候變化加人為破壞共同使然這一觀點被普遍接受，但就自然是主因還是人為是主因卻存在著分歧，其中過度放牧現象在多大范圍及多大程度上影響生態環境更是沒有統一的說法。

　　“牧民們將草原還給大自然，當他們一年后回去一看，竟然認不出自己的草場了，生態恢復得很快。”曲麻萊的一名干部這樣描述生態移民的成效，但并不是每個移民都有這樣的經歷。“鼠害依然嚴重，草場變化不大。”尕才仁老師說。

　　“青藏高原氣候的局部性很大，光是一個(放牧)過載說明不了問題。”在沱沱河水文站工作了15年的余丁楷認為，當務之急是國家投資要集中在科研上，“先把原因搞清楚，再制定政策，不然保護就是盲目的。”

　　對于現行的一些生態政策能取得的效果，楊欣表示還要觀望，但他對藏民生活的改變感到憂慮。20年前，青海玉樹街頭景象令他難忘，康巴漢子騎著高頭大馬，女人拿著木桶賣酸奶，而今，高頭大馬變成了放著音樂的摩托車，盛著酸奶的木桶也消失了蹤影。“原來靠草原，現在還是靠草原。以前的生活用品100頭羊就能換取，可現在有了更多的消費，100頭羊已經不夠了。”

　　青藏鐵路開通后，源源不斷運進藏區的不僅是成千上萬大都市的游客，還有大都市的流行文化和消費主義，傳統正在淡化，“便利的交通帶來大量廉價商品和垃圾，有現代消費方式卻沒有現代的管理方式，每個人都成了污染源。”除了過度放牧，楊欣還對高原的垃圾擔心，因為廣大藏區缺乏處理垃圾的意識和技術。

　　在楊勇看來，藏民世代生活于草原上，形成了一種樸素的文化，他們本來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該在傳統的基礎上，尋找一種融入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順應自然，“而這一切都應該基于科學的認識”。

　　采金者的破壞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稱，在政策開禁后采挖蟲草、貝母、紅景天，特別是大規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類原因。目前采挖并未完全停止

　　青海省社科院受政府委托在2006年出臺了一個報告，認為人類活動是草場生態退化的主因，對人為破壞的分析，楊勇的看法與該報告一致。“不能把所有賬都算在現在的牧民頭上。”他說，“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對生態的破壞，如今后患依在。”

　　據《曲麻萊縣畜牧志》記載：1974年全縣牲畜存欄突破百萬大關，跨進全省“牲畜百萬縣”行列。1985年是全縣畜牧業實行承包責任制的第一年，但就在該年青海遭遇特大雪災，牲畜損失大半。1995年的大雪災又讓全省畜牧業遭遇重創，此后至今全縣牲畜數量就再也沒恢復到1985年之前的水平，現在全縣牲畜49萬多頭只。而在牧民們的印象中，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是生態退化最為迅速的時期。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提到，2004年三江源的牲畜數量實際上與1957年相當，且大牲畜所占比重和出欄牛羊的體重均大幅度下降，這說明單位牲畜占有草場面積增大，但消耗的草量卻在減少。那么過度放牧是否減輕了或不存在呢？報告給出否定的答案。因為，草場的產草量同時也在大幅下降。

　　這一點曲麻萊的仁青書記深有感觸，“過去夠牛羊吃一個月的草，如今一個禮拜就沒有了，牧民被迫一個禮拜搬一次家，只好把貴重物品埋在地下，做個標記，過后再取。”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未解決，既然過度放牧主要集中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為何在80年代到本世紀初牲畜大幅減少的情況下，生態退化依舊加劇？報告稱，在政策開禁后采挖蟲草、貝母、紅景天，特別是大規模的掘金是草原退化的主要人類原因。

　　上世紀末的黃河源區，采金者的帳篷連綿成營，貪婪的鋤頭四處挖掘，有錢的開著拖拉機運金沙，沒錢的就用簸箕抬，草原變成了工地，滿目瘡痍。“計劃經濟年代，政府鼓勵青海東部農民來這里采金。”仁青書記說。

　　據統計，僅1985-1987年涌進“黃河源頭第一縣”的采金者就有6萬多人。這些外來金農吃飯睡覺都在野外，砍伐樹木做飯取暖，他們不僅破壞了草場，而且破壞了林場。如今，在縣城通往麻多鄉的道路旁，還可以看到當年采金給大地留下的硬傷。2000年以來，青海各級政府加大了執法力度，大范圍的采金基本消失。

　　“采挖并未完全停止，而且過去用的只是鋤頭，現在用的卻是大型機械。”麻多鄉鄉長圖才說，“在大場那邊，‘中加公司’挖了好幾年，說是勘探，不知道挖什么，只是將石頭一袋袋往格爾木運，一座山挖四五十個洞，最深的300多米，有的牲畜掉進洞里死掉了。”

　　中國珠寶網上的一條報道稱，1996年-2002年，青海地質調查院在曲麻萊縣大場展開金資源勘查，發現金礦體28條，測算資源量80余噸。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自2004年開始，該院與加拿大英特-賽特公司合作在大場金礦外圍找礦，發現三條礦帶，圈定金礦體11條，初步估算金資源量18噸。

　　牧民們說，采挖者不只“中加公司”，還有人開著悍馬進入源區。“最近，他們甚至將目光瞄準了神山。”圖才的眼睛中露出驚恐，“滅鼠滅鼠，最該滅的是這些人，老鼠一年啃的不如他們一天挖的多。”

　　科研滯后，真相懵然

　　“三江源正經歷滄桑巨變，然而很多問題我們卻懵然不知。”氣候變化是不是生態退化的主因？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開放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與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不同

　　曲麻萊居民的印象中，縣城周圍有小溪在大規模采金之后溪流消失了，此后黃河源頭沒水喝成為了一個荒誕的事實。人們開始打井且越打越深，有井的人家每天都將水箱灌滿用拖拉機拉著沿街銷售，至今依然如此。每桶水5毛錢，約28市斤，而在廣州，一噸自來水的價格是1.32元。最近，國家撥款250萬元解決縣城的吃水問題。仁青書記說，工程開工后，一些枯竭的水井又突然有水了，同時一些有水的水井又沒水了。“原來80%的山谷都有水，現在80%的山谷都沒水。”干旱仍是禁采后曲麻萊面臨的難題。

　　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排除氣候變化不是生態退化的主因，其主要根據是：自1960年以來三江源地區氣溫明顯上升，降水量雖下降但幅度不大，氣溫與降水量的協調程度無明顯惡化，所以氣候干暖化趨勢尚不十分明晰，氣候變化對植物覆蓋度的影響“應該不大”。

　　報告沒有提到另一個重要指針——蒸發量。曲麻萊氣象局的資料顯示，去年的蒸發量相比30年前(1971-2000)的平均水平增加了一倍左右。而對于降水量，青海省氣象臺針對三江源地區1956-2006年的降水分析表明，近50年來，該地區的年降水呈減少趨勢，從1990年代開始，又進入一個降水偏少期，約以每10年0.7%的速度減少。這一研究還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變化，近50年來的年降水強度在增強，但降水的日數在減少，4-9月的無降水日數趨于增長，河流和植物生長受到影響。曲麻萊過去沒有聽說過泥石流和山體滑坡，而現在時有發生。

　　中國氣象局氣候研究開放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與青海省社科院的報告不同，專家通過對三江源區1982-2000年植被指數的監測與分析發現，該地區植被指數對降水的變化并不是很敏感，80年代中期以后的快速增暖使當地原生態植被不能適應越來越暖干化的氣候條件，是造成近年生態惡化的主要原因。

　　沱沱河水文站的余丁楷對目前的一些現象感到迷惑。“冰川退縮了，可近年沱沱河水量并沒減少啊！”對于今年河水少，他解釋，主要是因為冬天沒怎么下雪，所以這個夏天即使降水很好，河流水量卻不會增多。“但現在不減少，不意味著以后不減少。現在不加大科研力度，將來如何面對？”

　　余丁楷每年都看到一隊隊人上源頭科考，“大家一窩蜂地上來，卻沒有明確的分工”。在他看來，這更像“游山玩水”。一位冰川專家今年6月份剛到過長江源考察生態，被問起考察有什么成果時竟然說：“我是陪記者上去的。”

　　“三江源正經歷滄桑巨變，然而很多問題我們卻懵然不知。”這一點令楊勇非常焦急。“目前缺乏系統的、多學科的研究，科研沒有走到前線提供足夠的成果來支撐決策。”楊勇最害怕的是“錯過了時機”。

　　余丁楷的看法與楊勇不謀而合，“基礎性研究是迫在眉睫，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普查，但現在都沒有落實，目前的監測布點不合理且手段落后。”余丁楷說，他們的關于長江源頭的一些資料還是由民間人士楊欣提供的。

　　楊欣則苦笑著說：“專家們的設備比我們還落后。”

　　中下游“該做點什么”

　　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員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十一五”期間，三江源區生態建設的年均資金缺口將達22.6億元-33.4億元。下游省份應對源區進行生態補償

　　“為保護三江源，我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仁青才仁的話語中帶著不平。相比黃河尾的山東東營48億元的地方財政收入，曲麻萊縣財政收入僅180萬元。“連一條藏獒的價格都沒有。”東部地區近年的發展速度讓這位西部腹地縣委書記感慨。“為保護三江源，我們堅決避免有污染的工業項目上馬，守著金礦不挖，守著蟲草不挖，很多想挖的企業來聯系都被拒之門外。”和全國很多地區一樣，發展與保護是擺在曲麻萊縣委縣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題。作為三江源保護的受益者，仁青書記認為，長江黃河中下游的省份“應該做點什么”。

　　2005年，國家投資75億元開始實施被稱為“中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一號工程”《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青海省社科院研究人員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稱，經測算，“十一五”期間，三江源區生態建設的年均資金缺口將達22.6億元-33.4億元，而目前有很多項目因資金不夠影響效果。文章提出，中央需要加大對三江源地區的專項補償額，同時應仿效國外的做法，下游省份應對源區進行生態補償。

　　住在黃河源頭附近，宏偉并沒有覺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生態一天天惡化，問及將來的打算時，他回答：“只希望國家趕走那些挖金子的人，幫助我們消滅老鼠。”說完臉上露出憨厚的笑容。而此時，離宏偉家不遠的黃河源石碑頂部，雄鷹將巢筑在了上面，寒風中，一只雛鷹蜷縮在巢里瑟瑟發抖，下面的碑銘刻著：“美哉黃河，水德何長！繼往開來，國運恒昌。”　 （作者 盧斌 王昕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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