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情婦一起逼婚，爭相要挾，農業銀行北京市分行科技處原處長溫夢杰左右為難。為保住家庭、官位，他買假離婚證穩住情婦。兩年后，溫夢杰用3200萬元贓款為妻子供養房產的事被情婦發現，兩個情婦聯手將其舉報。溫夢杰很快落入法網，成為北京市打擊商業賄賂犯罪以來首個被處死刑的貪官。(《現代快報》12月1日)

　　溫夢杰受賄、貪污的手段十分隱蔽，他自行露出馬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檢察機關料難掌握有關線索和證據，假如沒有兩個情婦的告發，說不定他至今仍逍遙法外，心安理得地享用貪賄得來的巨額錢財呢。從這個角度看，檢察機關還真得感謝這兩個情婦的對溫夢杰的“出賣”。由這起典型的“情婦告倒貪官”案件，筆者聯想到前段時間媒體報道的原陜西省政府副主席龐家鈺腐敗案，覺得很有意思。

　　今年8月，一篇題為《11名情婦聯手告倒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的報道，在網絡和報刊廣為流傳。此后不久，有媒體引用權威部門工作人員的話說，真正將龐家鈺告倒的不是別人，而是寶雞市司法局干部曹長征。這樣一來，不少人懷疑前一篇報道是假新聞，并斥責這種“炒作貪官情婦故事”的做法是低俗之風。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簡單。權威部門工作人員只是證實，曹長征的舉報對于查處龐家鈺起到了重要作用，卻沒有否定龐家鈺曾被其“情婦團”舉報之事。這里面有兩種可能，一是“情婦團”忍無可忍實名舉報了龐家鈺，她們的舉報也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對查處龐家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一種可能是，“情婦團”的舉報未能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因此她們沒能“親自”將龐家鈺告倒。如果是第一種情況，有關方面可能認為，貪官包養情婦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龐家鈺包養“情婦團”更是丑聞，所以就沒必要突出“情婦團”的舉報之功。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情婦團”的舉報的確沒起到直接作用，也就無須提及了。也就是說，以普通干部群眾的舉報為線索查處貪官，具有無可爭議的正當性，如果以貪官情婦的舉報為線索查處貪官，則未免有些難堪和尷尬。

　　其實，十個貪官九個色，貪官多包養情婦，已是不爭的社會現狀。“情婦舉報貪官”案件日漸其多，不過是這一現狀的“娛樂化表現”。刻意否認“情婦告倒貪官”的存在，并不能改變人們對貪官包養情婦現象的評判。普通干部群眾的舉報是線索，情婦的舉報也是線索，檢察機關不應當厚此薄彼，對后者懷有輕視或歧視態度。以貪官情婦的舉報為線索查處貪官，誰也不會認為，這是檢察機關的“無能”；相反，人們只會認為，這是辦案意識強，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的表現。

　　在“情婦告倒貪官”案件中，只有貪官及其情婦才是真正應當尷尬的人。對龐家鈺、溫夢杰之類的貪官而言，他們終于意識到，情婦終究是靠不住的；作為貪官的“特定關系人”，情婦在法律上難免要為貪官分擔罪責，最好的辦法就是以舉報作為武器，向貪官發起致命的反戈一擊。

　　情婦告倒貪官，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有關方面何必尷尬？(李樸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