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銷“禁酒令”等于鼓勵腐敗，但實施“禁酒令”未必就能遏制腐敗。所以酒類企業(yè)感覺委屈而對“禁酒令”不服氣，其實還有一個不能挑明了說的理由：既然公務招待(公費吃喝)是官場潛規(guī)則，反正是公款，為什么歌廳能賺、酒店能賺、洗腳城能賺、煙廠能賺、他們酒廠就不能賺呢？——李斌

　　今年1月，河南信陽市隆重出臺“禁止公務人員在工作日中午飲酒”，盡管有信陽市委書記王鐵8月透露此舉令該市半年節(jié)約酒水費4300萬元的政績宣示。但是公眾對于該“禁酒令”的成效和實質仍然抱著將信將疑的態(tài)度。而從“河南酒類企業(yè)欲申請撤銷公務員禁酒令”(《河南商報》12月27日)的新聞引發(fā)的反應來看，形勢可謂急轉直下。網友們如同吹響了大敵來襲的“集結號”，準備跟這些無恥商人的險惡用心作堅決斗爭。

　　一言以蔽之，似乎還是偉人他老人家的教導來得靠譜——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然而，事情應該以這樣簡單的形式起變化嗎？

　　有消息說，信陽頒布禁酒令后，當地酒廠的銷量下降了1/3。僅僅是中午禁酒，僅僅是針對公務員，就讓酒類企業(yè)作失魂落魄的喪家犬狀。按照這樣的邏輯：端掉公務員的酒杯，就等于端掉了酒類企業(yè)的飯碗。所以酒類企業(yè)認為，信陽市出臺“禁酒令”要考慮相關利益人的利益，特別是酒類企業(yè)的意見。這種說法假如不作價值評判，說起來還是符合商人的逐利天性的。

　　問題是，公務員消費酒杯里的液體，是他們自掏腰包的嗎？“公款吃喝拉動經濟”、“公務員是內需的最強大推動者”的說法，其實不只是笑話那么簡單。公務員如此強大的消費能力，源自全體納稅人的公款。也就是說，他們要極力維護的因“禁酒令”受損的利益，其實是建立在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受損的基礎上的。所謂的稅收大戶，其實是國庫消耗大戶。因此，站到了納稅人利益對立面的這些酒類企業(yè)，那就是公眾的“敵人”。在這個意義上，禁止公款吃喝或公務員接受企業(yè)宴請，對酒類企業(yè)才是最大的利空——打在腐化公務員身上的大棒，才會疼在酒老板的心上。

　　酒類企業(yè)不去努力提高產品質量，進一步開拓市場，卻把企業(yè)的發(fā)展前景寄托在利用政府的管理漏洞和部分公務員的腐敗上。這種荒誕邏輯，可謂對“革命的小酒天天醉”順口溜的天才再創(chuàng)造，看那架勢，簡直恨不得所有的公仆都陷入集體的狂歡，至于是否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公仆腰粗肥肚，喝得農民走貧路。不在他們的考慮范圍之內。進而言之，這其實是對當地公務員的一種侮辱，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公務員就是腐化的酒囊飯袋。

　　盡管對這種利益訴求斥之為厚顏無恥、肆無忌憚并不為過，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他們是循著正當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法律的平臺上進行相關的利益博弈——他們準備采取的博弈方式，是向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省政府法制辦反映，要求修改或撤銷這一規(guī)定。至于他們會不會采取一些擺不上臺面的公關手段，來“勾兌”、“擺平”相關的立法、仲裁、決策者，則已經是司法范疇的事情。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公眾在酒類企業(yè)明顯不合理不正當的利益訴求面前也如臨大敵。說明酒類企業(yè)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在公眾面前還是擁有相對強勢的話語權。他們敢壯起膽來與政府意志叫板，什么向著自己的建議都能提出來。而普通群眾很多時候連最基本的利益訴求也缺少表達通道。

　　回到敵人反對的我們是否就要無條件支持的話題。撤銷“禁酒令”等于鼓勵腐敗，但實施“禁酒令”未必就能遏制腐敗。前述王書記表示“用這些錢(4300萬)可建四五十所小學”卻遭到公眾質疑，理由很簡單，就是這些節(jié)約的錢不代表就能真正用到實處，而可以奢侈揮霍在其它地方。所以酒類企業(yè)感覺委屈而對“禁酒令”不服氣，其實還有一個不能挑明了說的理由：既然公務招待(公費吃喝)是官場潛規(guī)則，這個公務用酒無論下不下禁令，總是要喝的，反正是公款，為什么歌廳能賺、酒店能賺、洗腳城能賺、煙廠能賺、他們酒廠就不能賺呢？

　　而這一點，公眾在一邊倒地捍衛(wèi)“禁酒令”之時不得不察。節(jié)約用于公務招待(公費吃喝)上的開支，渠道和手段不應該局限于一紙“禁酒令”。我們應該關注在“禁酒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配套措施齊頭并進。歸根到底，不健康的官場酒文化來自于寬松的財政制度與心慈手軟的問責制度，管住小金庫，控制招待費支出，審計招待消費等級，堵住集體腐敗，才是政府更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