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蛻變是在2001年到2003年之間。霍州經濟發達，國有大企業和民營企業比較多，一些企業家開始和我交往。面對燈紅酒綠，我自認為資格老，對自己放松了要求，認為該撈就得撈點。2001年上半年我在北京動手術住院，2002年又在中央黨校學習4個多月，很多人借機千方百計向我行賄。一些人通過各種關系到北京看我，有的人要求我簽字給孩子安排工作，大部分是要達到升官的目的。開始我還放不開，后來覺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收白不收，反正收下辦了事就行了。于是不該見的人見了，不該收的錢收了，不該吃的飯吃了。口子一開，不可收拾，越收膽子越大，數額越大，由三萬五萬，收到十萬八萬。豈不知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軟，就這樣我叫金錢牽著鼻子，越陷越深，越走越遠。”

　　“在我擔任縣委書記、市委書記時，特別是在霍州，提拔干部雖然也用了公開選拔等辦法，但真正進入實質性的操作階段，說是集體研究、集體負責，書記也只是一票的權力，但實質上是書記掌權、書記拍板。”王月喜說，“到了一把手的位置上，到處是吹捧自己的人，聽到的是一片贊歌，唱贊歌的是為了把你唱昏利用你。說反對話的，罵自己的人在背后，這種聲音自己又聽不見。班子和干部隊伍中也缺乏直言善諫的人。朋友中缺少‘諍友’，不少人都采取各種手段，想盡各種辦法，討我的歡心，辦個人的事情。”

　　在霍州任職期間，王月喜對出書情有獨鐘。每有新書問世，王月喜便“上門直銷”，一手交款一手拿書。他還向下屬單位索要“空白零售發票”，甚至從北京、太原、臨汾等地購買大量假發票，以向購書單位、個人提供報銷憑證。

　　百余老干部拉下高官

　　2002年，王月喜在中央黨校學習了4個月，舉行畢業典禮時，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黨校為學員代表頒發畢業證書，王月喜不是學員代表，沒有機會與國家領導人近距離接觸，竟然想出了一個歪招兒，通過電腦合成，偽造了一張自己與國家領導人的合影，并將這張照片附印于他作品的扉頁上。

　　被“雙規”后，王月喜對自己的上述行為痛悔不已，“……我竟然把它們(假照片)印到書的扉頁上，真是鬼使神差，只圖虛名，招來了大禍。看來任何事情只要做過了頭，就會出麻煩……”

　　2003年6月，王月喜告別霍州，升任臨汾市委常委、臨汾宣傳部長時。就在他走馬上任的第二天，就有多名霍州老干部聯名舉報上告，“誓把王月喜拉下馬”。幾年來，霍州已有128名老干部鍥而不舍的具名舉報。

　　“大伙上北京，去太原，抱定了一條信念，不將王月喜告倒，決不收兵。”記者在霍州見到了這些“為腐敗而戰”的老干部代表，他們遞給記者一摞摞的告狀材料，其中，光是舉報信，就九易其稿。霍州市前信訪局局長楊德興作為告狀隊伍的“總司令”，雖已七旬高齡，但精神矍鑠，斗志不減，他告訴記者，“我們向腐敗分子宣戰，就是要讓他們知道，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欺。”

　　2007年6月，正在臨汾一家醫院養病的王月喜被山西省紀委專案組帶走。一個月后，王月喜被依法罷免臨汾市人大代表資格；7月30日，王月喜被省委常委會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山西省紀委還將其作為反面教材，向全省通報，以示教育警示。

　　在2007年12月28日的庭審中，王月喜對公訴人員對其69項受賄指控和8項貪污指控供認不諱。他說，這些絕大多數犯罪事實都是他在“雙規”期間在中央紀委政策的感召下主動交代的。檢察人員在庭審中稱，王月喜在羈押期間，上繳了受賄、貪污所得的258萬元，檢舉了他人的重大犯罪問題，并已查實，有重大立功表現，建議從輕判罰。

　　法院審理查明：王月喜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為獲得提拔、調整職務以及安排子女就業等所送錢款共計人民幣226萬元，并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王月喜在任霍州市委書記期間，從市委機關財務部門提取20萬元人民幣據為己有；在任霍州市委書記、臨汾市宣傳部長期間，安排他人以支付宣傳會議材料印刷費等名義虛開發票，在所屬部門、下屬單位報銷印刷本人和親屬所著書籍的費用，合計人民幣19萬余元。 （《山西晚報》記者 郭風情 本報記者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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