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公民都應該有機會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難和不幸，都應該有能力利用國家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需要質疑的不是飛行員是否在“劫持”旅客，而是我們是否為他們正常反映意見，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徑。

　　最近，東航云南分公司18個航班在到達目的地上空后集體返航，引起了全國關注。事后，東航管理層終于承認事件并非因氣候引起，而是存在人為原因。所謂“人為原因”，無非就是勞資雙方對飛行員工資、待遇、扣稅額等問題的分歧長期得不到解決，也沒有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因而部分飛行員才鋌而走險，演出集體返航這一幕。

　　4月17日，中國民航局認定集體返航主要是非技術原因，將對東航罰款150萬，停止其在云南部分航線的經營權。

　　事實上，國內勞資糾紛引發的群體事件已不在少數。比如，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一度引起一些農民工采取跳樓、爬電線桿甚至暴力傷害等極端行為。一開始，采取這種行為方式的農民工確實是出于悲情或沖動；到后來，一些農民工之所以這么做，主要目的似乎是想吸引社會的“眼球”，因而才有“作秀”的嫌疑。但即便是“作秀”，農民工不得不以這些極端方式伸張訴求，仍然反映出其走投無路的悲哀。任何公民都應該有機會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難和不幸，都應該有能力利用國家為其提供的制度有效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需要質疑的不是農民工是否在“作秀”，而是我們是否為農民工正常反映意見提供了合法有效的途徑。

　　和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相比，身懷絕技的飛行員當然“強勢”多了，因而他們可以“劫持”旅客上天忽悠一回。他們人數稀缺、供不應求，可以算得上是各行業中的“貴族”；即使他們的工資不能和國外同行相比，但也絕對是國內白領中的上乘；他們一“罷飛”，大批乘客頓時身陷困境，航空公司也將面臨乘客集體抗議和承擔誤航賠償的壓力。

　　然而，在管理層面前，飛行員似乎還是“弱勢”的。和往往沒有合同的農民工正好相反，飛行員和航空公司簽的一般是99年的終身合同，違約則可能要付出上百萬的巨額賠償。在雙方力量不對稱的情況下，利益分歧無法通過和平甚至合法的途徑加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飛行員只有和農民工一樣，通過極端行為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存在”。

　　因此，這次集體返航事件的本質和農民工的“跳樓秀”一致，只不過東航飛行員是用幾千名旅客的安全和時間，而不是自己的生命作為賭注。譴責其缺乏職業道德也罷，嚴厲處罰肇事者也罷，反正他們吸引社會的“眼球”的目的達到了。不論誰是誰非，這次通過飛行員“罷飛”，大家終于知道了飛行員的“存在”———或用一位飛行員自己的話說，終于“讓社會聽到了民航飛行員的心聲”。然而，為了讓社會聽到飛行員、農民工、出租車司機或任何人群的“心聲”，有必要付出這么高的代價嗎？

　　在一個法治國家，答案當然是“否”。社會群體不僅可以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反映自己的心聲，而且可以合法組織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團結就是力量。”每個工人在資本面前都是天然弱勢的，但是如有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出面和老板交涉，工人的“底氣”就大不一樣了。如果實在不行，工會還可以使用最后一招，即組織合法罷工，迫使老板妥協。

　　近日，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就提出，“不要把罷工問題看得太敏感，罷工是市場經濟擺脫不了的規律，也是目前社會能夠接受的最好辦法，深圳應當甩掉把罷工看得太敏感這個思想包袱”。他同時提出，“在法律或制度層面應當對罷工做出相應的規定”。(4月12日《南方都市報》)實際上，適度的合法罷工權———至少是可以合法罷工的威脅，不僅不會影響經濟生產，反倒有利于防止諸如空中“罷飛”這樣的非理性行為。

　　其實不只是罷工，通過合法結社，原本“弱勢”的許多個人變得“強勢”起來。譬如已退休的老人無論在哪方面都是“弱勢”的，但在美國，他們組成了規模僅次于天主教的第二大協會，在國會山的游說集團中少不了他們的代言人。這樣一來，原本年老體弱的他們就不再“弱勢”了，退休金、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當然也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色，因為法律已經規定了很優厚的退休待遇。

　　從這方面說，確保民眾憲法權利的實施，讓不同人群的需要和聲音得到關注，對更好地建設和諧社論有益無害。

　　作者：張千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