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派人過來打到他們聽話”

　　潘阿杰所言不虛，在此后數日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從石排綜合市場到石排小學的方圓幾公里內，成為一個大型的地下勞工市場。在記者蹲守這里的幾天內，每天都能看到有職業中介帶著工廠里的人，前來挑選他們需要的員工，然后就有人開著大卡車或者面包車，將這些小孩塞得滿滿當當，然后揚長而去。

　　在幾天的蹲守觀察中，記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所有這些交易中，一個身高約1.75米，左耳戴著銀色大耳環的中年男子的身影總是活躍其中。4月6日，在來自涼山越西縣、剛從工廠打工出來的12歲涼山小孩羅小平的幫助下，記者與該男子取得了聯系。男子自稱叫雷生，同樣來自四川涼山。

　　記者對他說，“我們工廠的活不重，主要就是拆線頭什么的，為了方便管理，打算要50名十四五歲左右的工人。”雷生顯得有所警惕，他詳細詢問了記者所在工廠的位置、名稱、設備、員工數量、訂單情況，遲疑片刻后，他開始信任記者了，終于干凈利落地表示，工廠要多少人，他就能給多少人。同時，他還保證這些員工絕對聽話，服從任何管理。他暗示，如果員工不聽話，只要給他一個電話，他會派人過來打到他們聽話。

　　“我們把他們都搞成了18歲”

　　數量龐大的童工們究竟是如何被送到各個工廠，又是如何能躲得過勞動部門檢查的呢？工頭們稱，“我們把他們都搞成了18歲。”

　　在另一位陳工頭處，記者一一給在場的小孩們發煙，獲得他們好感后，記者乘機詢問起他們的年齡。記者發現，現場的數十名“工人”中，有近20名小女孩的年紀不滿16歲，最小的1998年出生，最大的也只是1993年出生的。其中有個女孩的工牌上寫著名叫阿梭，年齡26歲，但她笑著說：“這些都是假的，名字是假的，年齡也是假的，我其實是1995年出生的，今年才13歲。”她還指著旁邊一個女孩子的廠牌說，“喏，這寫著她今年20歲，她實際是15歲。”在男童工中，記者發現了一個采訪中遇到的年齡最小的童工，1999年出生，今年竟然還不到9歲，但工卡上并沒有顯示名字。

　　在記者表示驚訝的時候，陳姓工頭卻在旁邊哈哈大笑，他說，這些都很正常。陳工頭隨后拿出幾張戶口本復印件給記者看，他說他們涼山人都不愛辦身份證，出門都是帶戶口本，小孩的戶口本復印件很容易造假，把年齡改成18歲以上，絕對能應付檢查。

    以東莞為圓心向四周發散

　　記者與雷生洽談用工協議時，雷生曾說，談好工價的話，和他簽合同就行了，由他定時去工廠結算工錢，但他一個人還無法決定這幫小孩的命運，必須由3個主要的工頭一起拍板。他的解釋是，在他們這個行當里，有明確的分工：有人專門負責在涼山當地招工，并且將他們運到東莞；有人專門負責在東莞這邊的接待，負責安排他們的衣食住行；另有人則專職負責聯系當地一些勞動力中介或者用工工廠，保證將這些童工送進廠里。

　　記者此后在前往四川涼山美姑縣牛牛壩鄉調查時，從一位已經收手的當地工頭那了解到，一個大的這樣的童工組織，內部往往有著嚴密的分工：有雷生這樣的大工頭，還有帶貨的小工頭，有打手。另外，“黑中介”在童工組織和用工工廠之間，也起到至關重要的牽頭作用。

　　這位已收手的工頭說，工頭們大多也都是早年外出打工的涼山本地人，后來發現通過介紹工人可以賺錢，就在黑中介的誘導和幫助下走向誘騙或者拐騙童工打工的道路。他說，和最初單打獨斗的小工頭相比，現在的童工組織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單獨的小工頭一般只能帶幾十個小孩，且沒有多少讓小孩進入工廠的門路，童工組織則不同，他們可以人多勢眾，通過調派、增援等方式，確保盡可能多的小孩進入工廠，為他們自己創造價值。

　　雷生之前曾驕傲地告訴記者，東莞是涼山童工的一個據點，他們就以這個據點為圓心，向四周發散，“東莞、深圳、廣州、惠州、江門，到處都有我們的員工。”一位羅姓大工頭掰著指頭炫耀他的輝煌“戰果”：東莞豐某電子廠那有50多人，東莞藍某玩具有限公司有幾十個人，惠州某海電子廠有500多人，深圳那邊的200多人合同也快到期了。

　　記者此后陸續以需要找工人的工廠老板身份，通過“臨時工網”、“勞動網”等網站聯系上分布在深圳、惠州、江門等地的一些勞動力中介，向他們表示要招些涼山童工。這些中介在隨后的電話里回應，“如果要親自挑人的話，可以安排你去東莞。人全都在那。”

　　而此時，記者此前采訪過的多名童工正在準備去廣州某企業的行裝。馬海曲布和他同村的小伙伴們，也即將被送往東莞長安某電子廠。

    本報記者 饒德宏 韋星 劉輝龍 黎明 寇金明 實習生 成希 衛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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