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意讀到2003年8月8日《人民日報》上一篇《遇天災,你有幾分自救能力?》的文章。文章說,人進災退的勝利值得大書特書,但同時,也有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我們真的做到了“把災害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未必!抵御各種各樣的災害,不僅是黨和政府千方百計為人民謀利益的事情,更是需要每一個人努力自救的事情;不僅是災后恢復性的自救,更有災前預防性的自救。但是,“抗災觀念淡漠,抗災知識缺乏,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性的缺憾,也是個人抵御災害能力下降的要因”。
歷史教訓之所以重現在我們身邊,除了災難的可復制性,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預防災難的麻木意識也進行了可怕的復制。換言之,上一次災難中得到的寶貴教訓,我們并沒有進行必要的反省和重視,更多情況下,這種教訓裝進了文件袋和總結材料中,被封存進了檔案庫。
“中國人的‘記憶文化’善于遺忘、容易健忘、失憶”(柏楊語)。所以,我們抵抗災難的意識仍然麻木,災難自救能力仍然匱乏,對災難的預防預報仍然心不在焉。災難發生后,往往會再次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在同一個地方絆倒了,而且不是一次,這真是民族性的文化悲哀。
看看其他民族的做法,在同樣經歷了自然災害侵襲后,“現在美日兩國應對地震的政策,是以減災為主。包括強制性的建筑物抗震標準、民眾的防震知識教育、適時開展地震模擬實地演習等。應該講這樣的政策比較成功。在日本,地震后往往只會產生百位數以內的傷者,死亡則并非每次都有。阪神大地震死亡6434人,已被認為數字高得瘋狂”、“日本要發生了十次阪神大地震,才會死一次汶川大地震這么多人!”(5月27日《中國青年報》)公民自救能力得到極大提升,公民公共災害意識得到格外強化,就是發生了破壞性地震,他們的損傷也非常小。與他們相比,我們存在的意識麻木和自救能力的遲鈍是顯而易見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總結汶川大地震,它不僅是四川的大地震,也是整個中國的大地震;不僅是四川人需要提升地震自救意識,整個國人的災害自救水平都應該被放到重要位置;不僅是四川省政府需要加強對公民地震意識的強化普及,所有各省各級政府都應該進行必要的“災害補課”。
眼下,災后重建正在進行,注重硬件建設是應該的。可是,對于軟件方面的不足、災害意識的麻痹、文盲化,在重建過程中,同樣應該被放到一個非常慎重的位置,放到對歷史負責的高度來兌現、履行。這種來自公民抗震減災意識的加強,才是避免下一次自然災害最有效的武器。
人進災退是抗震救災的勝利,可這種勝利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的“人勝”,是“救災的勝利”,而應該深入挖掘內在的不足,創造更多的“抗災的勝利”。這樣,才能有效的讓災害永遠退讓、潰敗,而不至于造成重復性生命傷亡。
想到了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中的描述:中國歷史自古就是一部多災多難的歷史。“僅清代不足300年間,自然災害就多達1121次。其中,旱災201次,水災192次,地震169次,雹災131次,風災97次,蝗災93次,霜災、雪災74次;歉收造成的饑荒90次、瘟疫74次”。多災多難中,我們應將決心和勇氣化作正視“災盲意識”的細化措施。希望借此,有更多人關注這本書,提醒登高望遠、居安思危的避災意識、躲災意識,及時掃除我們的“災盲意識”。(雷泓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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