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四川綿陽居民疏散安置點,看望部分轉移安置群眾,并與安置點老人親切交談。 中新社發(fā) 蒲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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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總指揮溫家寶,四川綿陽居民疏散安置點,看望部分轉移安置群眾,并與安置點老人親切交談。 中新社發(fā) 蒲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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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隨著唐家山堰塞湖解除危險,綿陽市民結束了頭頂懸湖的日子。為了在這個可以預見的天災中不讓百姓傷亡,5月29日,涪江沿岸20余萬人撤離,綿陽城6萬余人躲到山上。
“采取人員轉移避險的方式解決堰塞湖隱患,在我國抗震歷史上前所未有。”溫家寶說。
其間,沈家壩東街的3個社區(qū)居委會主任帶著6000余名社區(qū)居民,住到了萬博學校的操場上。在各種矛盾不斷發(fā)生和解決中,他們探索和改進著萬人大轉移的日常生活模式。
萬人大轉移
“地震沒把房子震垮,水災卻讓我住了這么久的棚棚。”6月9日中午,85歲的黃順乾拄著拐杖,搖著蒲扇,坐在人群熙攘的萬博學校禮堂里,等著社區(qū)主任楊茂宣。他旁邊放著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兩包沙琪瑪、半瓶礦泉水、一盒藿香正氣膠囊。
禮堂旁邊的籃球場和足球場里整齊地搭著近千頂帳篷,里面集中居住著沈家壩東街和北街的數(shù)萬名轉移居民。
每個帳篷都編了號,黃順乾和其余6個人住在東街-11的帳篷里。他離開的家,在沈家壩東街社區(qū)富樂小區(qū)3樓。
沈家壩地區(qū),緊鄰涪江東岸,是綿陽城區(qū)地勢最低洼的地方。
5月30日下午4點,黃順乾正在家里閑坐,孫子推開門,喊“撤離了,撤離了”,攙著他就往外走,順手拎起一個早就準備好的口袋,里面裝著四瓶水、一把雨傘和一些干糧。
街上已經(jīng)有很多人,一輛公交車等在小區(qū)門口。孫子拉著他擠上了車,一個年輕人給他讓了座。
1個小時零15分鐘,3輛公交車不斷往返,將沈家壩東街的6000余名居民按5天前安排好的路線,轉移到富樂山白云洞安置點,住進部隊官兵和志愿者搭起的帳篷里。
黃順乾在這里住了6個晚上。
第7日,綿陽下雨。在雨水的助推下,唐家山堰塞湖水溢出壩頂,緩緩流向涪江。白云洞的帳篷搭在土地上,全都漏了雨。沈家壩東街的千余名居民,再次轉移到2公里外的萬博學校操場上。
3個人的居委會
楊茂宣實在太忙了。
他是沈家壩東街社區(qū)的居委會副主任。沈家壩東街社區(qū)下轄18個小區(qū),8個單位,戶籍人口10050人,外來人口4000多人。堰塞湖懸在頭頂后,一半居民選擇到外地投親靠友,6000多人住到集中安置的帳篷里。
這個小區(qū)居委會的工作人員,只有楊茂宣、周建國和朱瓊華3個人。綿陽市政府的所有決策,通過區(qū)縣、街道辦事處的層層會議,最終傳達到社區(qū)。3個人承擔了萬人大轉移的所有細節(jié)工作。
5月25日,接到要轉移的通知后,3個人分了工,書記兼主任周建國負責全面工作,副主任楊茂宣負責治安和群眾疏散,唯一的女性朱瓊華負責最需細心的物資發(fā)放和管理。
群眾來辦事,卻并不管分工,年齡最大的楊茂宣和社區(qū)居民最熟悉,大家有什么事都找他說。上千人集中居住在一起,每個人的問題都不一樣。安置點最打頭的一個帳篷里,楊茂宣低頭抽著煙,一邊接待反映問題的群眾,一邊在腦子里過電影。
“這么多工作,只靠我們3個,肯定不行,也做不細。”楊茂宣說,他并不是個只知道賣體力的人,轉移工作開始前,他就和同事們想好了對策。
幾十名社區(qū)積極分子被發(fā)動起來,每棟樓選出一個組長,負責組織樓里所有居民的轉移、物資發(fā)放、政策的傳達以及情緒安撫。
外來戶
壓力被有效分解后,楊茂宣依舊不得閑。
6月9日,41歲的阿壩人羅慧明,走了幾公里的山路,找到楊茂宣。她倚在帳篷門口,氣喘吁吁地問:“租房子的,能不能領錢?要啥條件?”
這兩天,開始發(fā)放每人每天10塊錢的撤離補助款。楊茂宣破舊的小靈通,一天要接500個電話。
所有因堰塞湖疏散的群眾,不論本地人還是外來人口,不論住在安置點還是投親靠友,從疏散之日起到預警解除期間,每人每天可得到10塊錢、1斤糧的補助。
羅慧明投親靠友住在姐姐家,聽說要發(fā)錢,就回來問。
“把租房合同,房東和你們家所有人的身份證復印件帶來,再讓房東寫份證明。”楊茂宣的回答簡單清晰。
羅慧明犯了難,出來得急,身份證放在家里,城里戒嚴不讓回家,房東也出去避難了,證明到哪里去開?
“必須得有證明,救災款不能亂發(fā),要負法律責任的。”楊茂宣說。他一直記得辦事處書記王慶在動員會上對所有社區(qū)主任的叮囑,“拜托各位,賬目一定要做得清楚,不能讓大家挑出毛病。”
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鐵打的原則,很難堅持。
楊茂宣不僅要保證資金發(fā)放的準確,還要保證及時。特殊時期,很多人沒法工作,要讓大家能吃上飯。最難辦的,就是外來人口。
“平常在居委會登記的外來人口不多,一說要發(fā)錢了,就冒出好多人。”楊茂宣說,有些人,在別的社區(qū)領了錢,又到這個社區(qū)領,沒有房東的證明和租賃合同,很難證明身份,但很多人又確實沒法提供這些證明。“一些我們熟悉情況,只能登個記,先把錢發(fā)了,以后再補材料,其他的人,實在沒得辦法。”楊茂宣覺得很無奈。
救濟款
臨時辦公棚對面的禮堂里,兩張乒乓球案子一隔,王春秀和另外7個人坐在裝方便面的紙箱子上,開始發(fā)錢。案子的另一頭,一個小時前就已排起幾十米的長隊。
隊伍前行得很緩慢,每發(fā)一份錢,都要核實兩遍資料,然后進行登記。不符合要求的,還要反復解釋需要備齊哪些材料。10分鐘過去后,只有一個人把240塊錢塞到腰包里,笑著走了。已經(jīng)等了1個多小時的人群開始躁動,有人坐到了乒乓球案子上,有人開始破口大罵。
負責發(fā)錢的8個人都是社區(qū)居民、志愿者。他們有明確的分工,63歲的公安局退休職工楊廷貴負責維護現(xiàn)場秩序、保護資金安全,其余7個有財務管理經(jīng)驗的人,2人負責初審,2人負責復審,2人負責登記,1人負責發(fā)錢。每天10多萬元的現(xiàn)金,就裝在王春秀從不離身的腰包里。
救濟款每次發(fā)六天的量,全部發(fā)現(xiàn)金,按常住人口數(shù)量撥發(fā),不夠再申請。每天早上,街道辦事處、信用社和派出所都有專人專車把錢送到每個社區(qū)。如果余量大,晚上要再把錢返回街道保存,一萬塊錢以內社區(qū)可以自己保管。
王春秀的包里,裝著沈家壩東街14000人的口糧錢。她是楊茂宣的愛人。每次從外面辦完事,楊茂宣都會先到發(fā)錢的禮堂,看一眼賬目就走。王春秀說,她明白丈夫的意思。
公平不公平
緊挨著楊茂宣的辦公帳篷,是沈家壩東街的物資倉庫。
分管物資分發(fā)的朱瓊華,每天都待在這里,一步也不敢離開。
作為一個女人,朱瓊華有著很大的耐心和細心,她身邊隨時帶著兩個本子,一個本子,分小區(qū)記錄著每間房子的戶主,居住人數(shù),家里是否有老人和孩子。另一個本子上,按日期記錄著每天物資的發(fā)放情況,領取人的簽字,井井有條。
“一開始亂得很。”她笑著說,“沒經(jīng)歷過這么大的陣勢。”
剛搬上來時,大家都是各自來領,誰來都給發(fā),“大家都是受了災的人,不給誰都不合適。”
慢慢的,朱瓊華發(fā)現(xiàn),一些住得近的居民,總是來領,一些住得遠的,或者腿腳不靈便的老人,領得少,每家每戶來領,吵吵鬧鬧,她也根本忙不過來。
朱瓊華改進了工作方法。“以小區(qū)為單位,讓物業(yè)公司負責領,再各自發(fā)給居民。”
她還特別照顧老人、孩子、孕婦和低保戶。“救災款發(fā)了以后,物資會慢慢減少,我們要把它用到刀刃上。”朱瓊華說,“不可能有絕對的公平。”
朱瓊華的發(fā)放方法,引來了一些居民的質疑。一個30多歲的男青年,經(jīng)常到門口來吵,“快十天了,我一瓶水都沒分到,都被你們拿回家了吧。”
朱瓊華不擅長和別人爭論,一有人來吵,她就委屈得要哭。“十幾天沒回家了,家里人從沒管過,我們都是不計報酬地為大家服務,很多人還不理解。”
總理到達的安置點
等了三個多小時,黃順乾終于等到了楊茂宣。楊茂宣抽出了空,要把黃順乾送到10多公里外的游仙鎮(zhèn)。6日開始,撤離區(qū)80歲以上的老人被安排到這里的職業(yè)學校居住。
“撤離時間超出了我們的估計,我們也在不斷改進安置工作。”綿陽市主管群眾疏散的副市長林新說,“天氣太熱了,帳篷里的溫度能達到40多度,怕老人的健康出問題。”
楊茂宣已經(jīng)往那里送了35個老人,黃順乾一直不愿去。8日,照看他的孫子被蛇咬了,他才不得不同意。一路上,黃順乾都在問,“那里什么樣子?”
臨時負責老人安置點工作的游仙鎮(zhèn)政府工作人員賈正海接待了楊茂宣,他為難地說,“收不了了,沒床位了。”
楊茂宣給辦事處和區(qū)長打電話溝通,黃順乾坐在椅子上等,一個已經(jīng)住在這里的老人過來和他打招呼,打聽山上的情況,還開玩笑說,“你要是早兩天來,還能看見溫家寶,他和我握了手。”
溫家寶的到來,讓這個老人安置點出了名。賈正海自豪地說,總理在我們這里待了足足38分鐘。
協(xié)調了一個小時,兩個志愿者終于從倉庫抬出了一張木板床,放在已經(jīng)住了30多個老人的一號大廳里。
楊茂宣連忙感謝,賈正海拍著他的肩膀說,“一定不要再往這里送了!”
在這里照顧父親的沈女士被安排來照顧黃順乾。這里的每個老人都有一個固定看護,多半是家在北川、茂縣,受了災不能回家的學生。他們本是被安置和照顧的對象,現(xiàn)在為同樣被安置和需要照顧的老人服務。(記者: 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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