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車內有攝像頭嗎？”這是最近李奕峰打的時必問的一句話，他所在的城市是南昌。

　　如果得到司機肯定地回答，一路上李奕峰都會正襟危坐，他擔心自己不經意間的不雅舉止被攝像頭記錄“在案”，繼而侵犯到自己的隱私。

　　正是因為很多人都存在這樣的疑慮，出租車內裝攝像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而這樣的爭議，范圍正在不斷的擴大——南昌并不是第一個在出租車內裝攝像頭的城市，在此之前，重慶、武漢等地的一些出租車公司都采取了這項措施；南昌也不會成為最后一個這樣的城市，在此之后，江蘇淮安等地也加入其中。

　　7月10日，記者采訪了武漢、南昌等地10位出租車司機和10位經常打車的市民，雙方的觀點發生了極大分歧。

　　出租車司機觀點一致：支持裝攝像頭。“出租車內是個公共場所，空車時只要他人招手就能上車，這樣的地方何來隱私可言？”一名從業6年的南昌出租車司機說，“裝上攝像頭對保護司機的人身財產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以前晚上10點后，打車人只要滿足：兩個以上壯年男子、行跡比較可疑、目的地是郊區或偏僻地方等三個條件之一的，我都不拉。車上裝上GPS和攝像頭后，坐車人的素質明顯提高了。”

　　而市民中，除一位稱無所謂外，其余均表示強烈反對。“誰給了他們這個權利把攝像頭安在乘客腦門前？”李奕峰氣憤地說，自從得知出租車上裝了攝像頭后，他打車總感到很不舒服，就像一直被人監視著。而且，“如何才能保證被拍的照片不外泄呢？”

　　在本市出租車內裝攝像頭的發起者——南昌市城市客運調度服務中心(以下簡稱“調度中心”)總經理陳疆表示乘客大可放心，“這些圖像資料只有在發生案件后公安部門有權調取，平時資料都儲存在GPS的設備主機中，并不上傳，由調度中心統一管理,不存在外泄的問題。”

　　對此李奕峰不以為然，“當我買房子的時候，銷售經理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會泄露我的手機號碼，可后來呢？無數的裝修公司給我打電話。”

　　這也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顯東擔心的問題：攝像頭的安裝者有沒有能力保護好收集到的圖像資料，這是前提。“分眾傳媒的教訓還歷歷在目，事實證明，一些侵權者正是管理者。”

　　在李顯東看來，為了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可以在出租車內裝攝像頭，但必須保證私權利即隱私權不被侵犯，“近年來，隱私權在學術界、立法界和司法實踐中都得到了認可，是公權力濫用的最后一道防線，一定要把它作為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予以保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院長龍衛球則認為，在出租車內安攝像頭應當三思而行。

　　盡管調度中心總經理陳疆一再表示，裝攝像頭對公共秩序效果明顯，震懾了犯罪分子，擠壓了犯罪空間，是公共安全防范的一部分，“安裝GPS系統的車輛比沒安裝的發生犯罪的幾率要小很多；今年3月份因車費糾紛發生了一起司機被砍傷的案件，因為攝像頭記錄了犯罪嫌疑人的體貌特征，僅僅5天不到就破案了。”

　　但龍衛球認為這樣的理由并不充分。“如果說到有犯罪的話，還有入室偷竊、搶劫、殺人的案件，是否應該讓每個家庭都裝上攝像頭，讓有關部門統一管理呢？”

　　“關鍵是現在有沒有到達在出租車內一定要裝攝像頭的程度。”龍衛球說，這個“程度”出租車司機和乘客說了都不算，應當由國家有關部門在統計涉及出租車犯罪率的基礎上作出決定。“假設此類犯罪率高得驚人，達到了必須犧牲公眾一些隱私權的程度，且調查能論證裝攝像頭對降低犯罪行之有效，最后通過聽證才能安裝，否則就不能改變現狀。”

　　可事實是，現狀早已改變。從2006年初開始，出租車內裝攝像頭的報道就層出不窮。其中有出租車管理部門統一安裝的，也有出租車司機個人安裝的。甚至出現過一臺出租車被裝上3個攝像頭的報道。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認為司機可以裝攝像頭，他把汽車比喻成房子，“這屬于私人財產，或擁有使用權，如何處置是個人的自由，但必須履行告之的義務，比如在車子明顯部位注明此車有攝像頭，讓乘客選擇是否乘坐；同時，相關部門應當及時出臺一些法律法規，至少是部門規章來規范此行為。”

　　而龍衛球認為司機個人安裝攝像頭是絕對不允許的，屬于嚴重侵權。“出租車內通常只有兩個人的民事關系，屬于相對隱私的場所。”

　　龍衛球說，隱私權是一種奢侈的權利，但也是一種必要的權利，反應了文明程度的高低。特別是在如今的信息化時代，保護隱私權對個人而言尤為重要。“雖然生命權財產權也很重要，但不能為此而把隱私權完全剝奪或限制了。”

　　龍衛球也贊成極有必要通過立法或修改立法來規范安裝攝像頭的行為。“能否在出租車內裝攝像頭，應當由法律來決定。”(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