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案件已凸顯出當前行政機關存在的諸多問題，如缺乏正確的行政執法和行政訴訟觀念、行政執法重實體輕程序、缺乏行政訴訟應訴技巧、依法取證能力較弱、“運動性執法”突出等。

　　審判實踐證明，判決并不是解決行政糾紛的惟一手段，容易形成“官了民不了、案結事未了”的局面。

　　為對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起有效的正面引導作用，8月5日至7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與廣州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共同舉辦了大型行政案件點評會。廣州法院系統及該市、區(縣級市)各行政機關相關行政執行法人員，人大代表，法律專家組成的近300名與會者對廣州市今年以來出現的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行政案例進行了點評。

　　廣州市兩級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行政案件基本上保持20%左右的年增長率；案件類型也逐步增多，尤其是交通運輸管理、規劃、土地、房屋拆遷、環保、社保等成為行政爭議中的熱點問題。

　　有專家指出，行政案件已凸顯出當前行政機關存在的諸多問題，如缺乏正確的行政執法和行政訴訟觀念、行政執法重實體輕程序、缺乏行政訴訟應訴技巧、依法取證能力較弱、“運動性執法”突出等。

　　針對目前小型汽車非法營運比較普遍，但行政機關在執法中普遍存在取證難，缺少相應強制手段的問題。案例點評會上，一宗關于許某因非法營運訴廣州市交通運輸管理局行政強制措施案件的點評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關注。

　　該案中，廣州市民許某起訴廣州交管局強制扣押其小汽車。案件審理中，執法機關提供了兩個關鍵證據，一是錄像，二是詢問筆錄，但詢問筆錄許某未簽名。法院根據認可錄像證據效力的一般做法，結合全案的其他證據，認定許某涉嫌非法營運。這類非法營運案件反映出了立法在行政強制措施期限方面規范的缺失。

　　案例點評會上，包括此案的一審法官、二審法官和當事人交管局、市交委、國土房管局、質監局、城管、海關等近20名政府部門代表和法學專家對于如何確定非法運營的范圍、瑕疵證據的采用問題、強制措施(扣車)如何更加合理這三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

　　不少代表認為非法營運罰款為3至10萬元的處罰規定很重。而非法運營行為范圍如何確定仍需思考。特別是交管部門不宜將偶爾為之的類似于拼車、搭順風車而給錢的行為認定為非法營運。

　　還有學者認為，扣車實質上是保全性質，應當有個期限，不可過長時間扣車，否則對當事人而言不公平。扣車憑證上關于“七日內來接受處理”的告知可視為期限。有代表認為，在沒有法律規范可適用的情況下，對期限仍應當有所限制，特別不宜因行政相對人不來接受處罰而一直扣車，不進行處理。

　　“這種據理力爭的精彩場面一般在人大開會時才能看到，沒想到在這里能看到，這種形式的效果要比上幾堂理論課強得多，我們可以直觀地從案例當中發現我們自身執法存在的問題，甚至找到了一些執法難點的解決辦法。”廣州黃埔海關的與會代表告訴記者。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肖志雄說，法官們通過案件點評，反思自己在平時辦理行政訴訟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合法性審查時存在的不足，以及對案件的總體把握的失當之處，從中提高自身的辦案水平和能力；各行政機關積極參與更說明了點評案件這種模式是行之有效的促進公平、公正執法的方式。

　　記者了解到，行政機關從點評的案例中通過對自身和其他行政執法部門在執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總結，用以指導行政執法，能提高行政執法水平，減少違法和失當，減少行政爭議的發生。

　　行政審判解決的是行政爭議，化解的是“官民”矛盾。近年來，廣州市兩級法院與全市各級行政執法機關堅持“圍繞中心工作、服務全市大局”的工作思路，相互協調、密切配合，在禁摩等交通執法、“出嫁女”權益保護、城中村改造、征地拆遷補償、勞動和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管理秩序維護、環保執法、企業改制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妥善化解了一大批行政爭議和糾紛。

　　2007年，廣州行政案件的撤訴案件數量和比例在迅速增大，2007年兩級法院以撤訴方式結案933件，同比增長227.4%。“這是廣州法院積極探索行政協調、和解機制帶來的好處。”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余明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余明永說，行政訴訟目的在于解決行政爭議。審判實踐證明，判決并不是解決糾紛的惟一手段，容易形成“官了民不了、案結事未了”的局面。在行政審判實踐中，廣州市中院行政庭法官在查明事實，分清是非，不損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前提條件下，在雙方當事人自愿的基礎上，盡可能采用協調的方式，促成當事人和解，解決糾紛，以增進當事人與行政機關之間的理解和信任，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和諧的統一。(記者 游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