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上午9點30分，上海楊佳襲警案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圖為上海高院的電子屏幕刊登該案開庭信息。 中新社發 潘索菲 攝

    九月二十七日，“華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龍因詐騙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在陜西旬陽縣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沒有獲準入內旁聽庭審的周妻羅大翠（中）在法庭外等候消息。 中新社發 程成 攝

　　10月13日，轟動全國的“楊佳襲警案”二審在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在歷時7個半小時的庭審后，法官宣布此案將擇日宣判。(《中國青年報》10月14日)

　　此案的二審法院明顯汲取了一審的諸多教訓，在程序上改進不少。首先在辯護關口，楊佳辯護律師的更換，破除了司法操控的嫌疑和此前民間的諸多質疑。法庭上第一次播放了楊佳在芷江路遭受盤查的完整錄音，共34分鐘，不僅回應了案發后網絡上強烈呼吁公開此錄像的民意，而且為查明當時的執法狀態提供了充分證據——如果證明當時的執法沒有問題，也有助于澄清民間對警察執法的猜疑、還公安機關一個清白。二審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審旁聽環節的諸多限制，將一審40個旁聽席擴大至130余個，其中50多人坐在法庭里，其余人在庭外收看實況轉播。庭審不僅向楊佳的家人開放，而且還向普通民眾和媒體開放，有30家媒體包括3家香港媒體旁聽。這雖然尚未完全達到“現場直播”程度，但也足以挽回一審中失去的部分司法公信力。

　　當然，此案二審也存在缺陷，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的重做精神司法鑒定的要求，以及希望在開庭時邀請精神疾病科專家來作現場鑒定，均遭到拒絕。但從整體上看，二審在程序上基本恪守了公開、透明的要求，有助于向民眾傳遞陽光司法的理念，也有助于人們對最終審判結果的認同。即便大多數普通民眾在心里早就認同了楊佳的死刑，但人們依然對他死于什么樣的司法程序備加關注。如果說在法律上楊佳必須死，那他必須死于正義的司法程序之下。

　　由此，筆者不禁聯想到前不久也提出上訴的“周正龍案”。由最初的“千夫所指”到如今的“一片聲援”，周正龍所經歷的這種近乎離奇的輿情轉變，相當程度上也是緣于司法程序上的瑕疵。從辯護律師“指定”疑云，到旁聽須經宣傳部門“擇優”批準，再到被告人妻子欲見一面而不得，一審的神秘面紗，簡直與楊佳案一審如出一轍。在這種情況下，周正龍提出上訴，司法機關是棄民意于不顧繼續遮遮掩掩替行政部門作掩護，還是知錯就改敞開司法大門及時挽回公信力？我以為，“楊佳案”的二審給“周正龍案”作出了程序公開的示范。

　　現代司法無論在怎樣的體制之下，都應具備最基本的程序品格，因為實體的不公只是個案正義的喪失，而程序不公則是普遍正義的淪陷。而且，程序公開化也是保障司法少受誤解和責難的最佳方式，是贏取民心和塑造威信的重要途徑。例如，一度在網絡論壇上盛傳楊佳下體被踢傷，在二審法庭的提問中被楊佳予以否認。類似這樣在公開程序中澄清的事實，無疑有助于遏止不實傳言的傳播，消除輿論對執法的偏見。作為民眾，我們并非楊佳案和周正龍案的“看客”，我們始終關注的也并非某一個被告人的命運，而是我們自己隨時都可能身處其中的整個司法程序的正義。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無論是“楊佳案”還是“周正龍案”，都希望司法機關在實現審判職能的同時，其自身也能順利通過公民社會的審判，并由此帶來公民對司法的信任。（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