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偵探秘密跟蹤婚外情的主角，然后強行入室拍攝裸照，委托人只要交納相應的費用，即可拿到裸照——這是得邦女子維權中心(以下簡稱“得邦”)打著“維權女性娘家人”的旗號，向客戶做出的承諾。

　　2008年5月29日凌晨2時，在得邦為成都市民劉女士進行的一次“維權行動”中，私家偵探撬開一處住宅的防盜門，和劉女士一起沖進臥室，強行拍下了劉女士丈夫曉強(化名)和第三者的裸照。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錦江區檢察院以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將涉案的6人批捕，劉女士被取保候審，得邦的負責人劉小林在逃。

　　此案一出，引發公眾對私家偵探行業的議論。在觸碰法律的底線后，自稱“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的得邦，為私家偵探行業亮起了警燈。

　　得邦如何讓客戶掏錢

　　10月15日，記者來到得邦設在成都的辦公地點。“女子維權”的廣告牌依然豎立，位于大樓4層的辦公室，大門緊閉，一名身材健碩的中年男子蹲在走廊吸煙。與得邦門對門的得邦律師事務所也緊關著門，寬大的咨詢臺空空如也。

　　記者走進同在4層的某投資咨詢公司，工作人員都告訴記者自己長期在外出差，對得邦的事情一無所知。

　　幾經周折，記者找到了曾在得邦工作多年的小梅(化名)。據小梅介紹，得邦創建于2004年，注冊資金10萬元，營業執照上核準的經營范圍是市場調查、商務信息咨詢服務、維權咨詢、婚姻介紹和法律信息咨詢。

　　得邦的實際業務是做私家偵探，接受客戶的委托，拿到客戶配偶發生婚外情的直接證據。

　　“這樣的直接證據基本都是床上的裸照，一般是私家偵探撬開房門后，強行入室拍攝。”小梅說。

　　她告訴記者，得邦設有辦公室、調查組等部門。辦公室的主要職責是處理日常事務，同時接待前來求助的女性。

　　“工作人員會先聽她哭訴一番，然后夸她終于找對地方了，并當場許諾一定能拿到她‘想要的東西’，之后就是讓她交錢。”小梅說。

　　曾經到得邦求助的李女士向記者證實說，自己就是這樣掏出了辛苦掙來的積蓄。

　　今年年初在得邦辦公室，李女士哭訴丈夫可能在外偷情之后，“工作人員說，她們給我撐腰，一定可以拿到我丈夫和情人在床上的裸照，之后就讓我趕緊交2.9萬元錢。”

　　李女士回憶道，當時自己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帶到了交錢的地方。

　　小梅告訴記者，得邦要求工作人員趁客戶還在悲傷之時，盡快付款，免得客戶冷靜下來問這問那。

　　李女士在交納了2.9萬元調查費后，與得邦簽訂了一份合同，對方答應盡快調查，拿到裸照之后與她電話聯系。

　　離開得邦時，工作人員提醒李女士，合同如果放在家里，恐怕會被家人看見，調查計劃可能暴露，所以合同可以放在得邦的保險柜里代為保管。還沉浸在悲傷中的李女士就交出了合同。

　　這樣，李女士給了得邦2.9萬元錢之后，沒有拿到任何憑據，回家開始了等待，一直沒有獲得裸照。得邦出事之后，李女士好不容易要回來大約2.1萬元。

　　和李女士一樣，王女士在交納了1萬元的調查費后，進入漫長的等待，至今既沒有得到裸照，也沒有獲得退款。

　　小梅透露，按照工作流程，辦公室會將求助女性提供的信息發送到調查組，調查組根據信息進行蹲點、跟蹤等行動，如果看到跟蹤對象和“第三者”進入房間，則伺機撬門進入，強行拍攝裸照。

　　如果跟蹤對象警覺，調查組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突破，則放棄跟蹤，調查費盡量不退還。

　　對于調查費的收費標準，小梅說主要取決于客戶的經濟狀況，“一般交談10分鐘，就差不多能了解客戶的收入，條件好的就多要一點，條件不好的也要一兩萬元，而且從來不開發票。”

　　八成以上律師可代為聯系私家偵探

　　公民生活中的民事糾紛，國家的偵查和訴訟機關一般不會介入，但是當普通公民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當事人往往沒有相應的技術和能力開展調查，于是，這種需求便孕育出私家偵探，并在一些城市得到發展。得邦的分支機構曾經開設到了上海、昆明、義烏等城市。

　　在百度里搜索“成都私家偵探所”，可找到83,900篇相關網頁，涉及偵探事務的公司有數十家，其中絕大部分公司的業務涉及婚外情取證。

　　記者在4天的走訪中，以“幫助姑媽調查姑父婚外情”的名義，連續走進了多家律師事務所，八成以上的律師表示可以幫助記者聯系私家偵探，以便拿到“確切”的婚外情證據。而且，律師們強調這些私家偵探都是長期合作的伙伴，信譽可以保證。

　　其實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發布了《關于禁止開設“私家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開辦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私家偵探性質的民間機構。

　　作為對策，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私家偵探所，大都借“信息咨詢中心”、“專業調查中心”的名義，暗地進行調查取證。

　　有過法律工作經驗的賀女士，就曾想和朋友開辦私家偵探公司，因為她認為這個行業有巨大的市場，有豐厚的收益，壓力也較小。

　　“私家偵探的壓力有兩方面，一是工商，二是公安。”賀女士直言不諱。

　　但這兩方面在賀女士眼中又不算大的壓力，因為工商部門的查處僅僅涉及營業范圍，私家偵探的活動往往比較隱秘，工商部門不容易發現，就算發現，也不過是罰款、整改，而這與營業利潤相比，微乎其微。

　　而來自公安部門的壓力則更小。賀女士告訴記者，想合開私家偵探公司的發起人中，就有公安部門的朋友。“在有的私家偵探公司里，一部分私家偵探來自下海的公安偵查員，憑借這些人在公安部門的關系，再加上公司業務多是老百姓的私事，與公安部門不存在業務上的抵觸，所以公安的監管很松。”

　　小梅也告訴記者，得邦有一些公安和法院系統的關系，“一位從法院退休的楊老師，一直都是得邦公司的‘軍師’”。

　　泰和泰律師事務所的何毅律師表示，催生私家偵探市場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法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除了醫療事故等特殊案件外，要想打贏官司，必須由原告舉證。原告聘請私家偵探取得的證據，可能不具備合法性的要求，因而該證據可能不具備法律效力。但在現實中，被拍裸照者受害后往往不會報警，所以，裸照一類的音像資料證據往往能作為證據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證明婚姻中一方存在過失行為。

　　“證據合法性在理論與現實中的差距，也為私家偵探市場開辟了空間。”何毅說。

　　得邦善于利用媒體

　　調查中記者發現，收集婚外情證據只是私家偵探的工作領域之一。目前，私家偵探的市場還觸及查賬、產品打假、尋人尋物、催收賬款等方面。

　　小梅告訴記者，得邦在經營的這4年時間里，上演過許多次“捉奸在床”的鬧劇，許多受害者都因為怕丟面子而不報警。“雖然婚外情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但強行入室拍裸照這樣的行為已經犯法了，就應該報警”。

　　我國刑法第245條規定，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面對隱私被侵犯，終于有受害者開始了反抗，劉女士的丈夫曉強就選擇了報警，引發了得邦的崩盤。

　　成都市民王先生評價說，曉強是在撕破臉皮，以對付自己遭到的侵犯。“如果大家都這么做了，引起警方重視私家偵探這個群體，私家偵探的違法空間就會一步步縮小”。

　　采訪中，記者還發現得邦善于利用媒體。

　　據小梅回憶，自從得邦打出“中國首家女子維權中心”的牌子后，吸引了意大利、法國、卡塔爾等國的媒體前來采訪，本地的一些媒體更是頻頻光顧。

　　“每當有一個命運比較曲折的求助者出現時，得邦都會有專人負責通知媒體，記者采訪時往往只關注求助者的悲慘經歷，而忽視得邦的手段是否合法，這樣就在無形中提升了得邦的形象。”小梅說，“記者對求助者的憐憫，也可能成為私家偵探利用的工具”。

　　私家偵探何去何從？何毅律師表示，社會有需求，這是私家偵探存在的理由。對于取證的合法性問題，需要整個行業進行探討，未來有可能以專門的法定形式予以規范。她認為，私家偵探在解決了取證合法性的問題后，未來有可能合法化。 (閔捷 白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