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回顧：哈爾濱警民斗毆致死案始末

　　如果不是有人將“哈爾濱警察打死大學生”的視頻發在網上，這一目前仍懸而未決的命案很可能就不會引發成社會強烈關注的公共事件。但是，這一事件與此前發生的“虐貓事件”、“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華南虎照事件”等同樣由網絡發端的公共事件相比，隨著案件調查過程中的一次次“真相”披露，公眾在又一次領略了作為現代傳播手段的網絡力量的同時，也應當對輿論尤其是網絡輿論曾輕而易舉地被制造、被引導而進行理性的檢討和反思。

　　從“警察打死大學生”——“惡警打死無辜少年”——“警察打死惡少”到“六提轄打死林衙內”，以及死者親屬的“巨富”、“高官”等撲朔迷離的背景披露，公眾的情緒被一個又一個“真相”引導著，通過媒體特別是強大的網絡輿論顯現出來。一時間傳言四起，輿論曾一度分化為“挺警”和“挺林”兩派。與“華南虎照事件”同樣存在兩派相比，后者當事一方“挺虎派”是指鹿為馬，不存在受誰引導的問題，而“哈爾濱命案”中的兩派卻明顯受輿論的引導而形成。

　　謠言止于公開。遺憾的是，至今仍有個別政府部門和官員置若罔聞，面對突發事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隱瞞。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其正在成為民意表達的新的重要平臺，由此形成的網絡輿論對社會發生的一些熱點問題起到了推動作用。特別是接連發生的幾起公共事件，給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上足了課”的同時，讓公眾更深地認識到網絡輿論的巨大威力，許多人開始借助網絡的影響力來表達各自的意愿。一旦意識到網絡可以起到引導輿論導向時，制造輿論便隨之產生，甚至從始至終地伴隨在某一公共事件的全過程。“哈爾濱命案”事件便是輿論被隨意制造、被引導的典型顯現。

　　至今不知何人播出的第一段視頻毫無意外地“搶”在了警方的前頭。平心而論，這段視頻還是屬于“客觀報道”的，從標題的制作以及公眾的反應來看，當初絕大多數網民的情緒是冷靜的。但案發第四天，當地電視臺晚間播放的錄像與哈爾濱市警方白天召開新聞發布會播放的錄像，并非一個“版本”，導致輿論大嘩。網絡輿論首次出現偏移，同情警察、譴責死者的聲音迅速增加，隨后網上又爆出死者親屬“巨富”、“高官”的“真相”。10月18日，哈爾濱市警方再次召開新聞發布會，發言人稱“媒體公布的現場視頻資料和公安機關掌握的現場視頻資料是一致的”，言之鑿鑿“沒有經過任何拼湊和剪輯”。網絡輿論又因錄像得到警方即官方的認可而趨于平穩。但僅一周后，哈爾濱警方又公布了一個錄像資料，比先前警方認可的多了11分鐘，出現了警察圍攻追打長達5分鐘的段落。一時間，網絡輿論同案件本身一樣，再次變得云譎波詭。

　　究竟是什么力量左右著網民的判斷并試圖引導著網絡輿論的走向？命案本身一波三折姑且不作評判，但由案件引發的輿情變化值得思考。

　　第一，由哈爾濱市公安局出面召開新聞發布會欠妥。雖然可以認定事件完全是由個人行為引起的，而非職務行為，但眾多涉案人員的警察身份不能回避，公眾質疑公安部門袒護“自己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事實證明這種懷疑并非空穴來風。鐵路警方和市警方提供的錄像不一致，后者前后兩次召開新聞發布會上所提供的錄像也不一致。尤其錄像中出現“這小子急了”、“這是我們的人”的解說詞，已成眾矢之的。正如“華南虎照事件”,媒體、公眾早已把問題的焦點指向了陜西省林業廳，而仍由林業廳一次次出面發布新聞、“澄清”真相，無疑會加劇公眾更大的不信任度。就本案而言，死者一方是哈爾濱市市民，犯罪嫌疑人一方供職于哈爾濱市公安局，該案若由市政府出面召開新聞發布會，可信度、效果要遠遠高于警方。第二，作為代表著社會正義的媒體，在此案中違背新聞規律，違反了職業道德，喪失了新聞記者的良知。案發后，某媒體受邀前往鐵路公安局，在那里拍下了一段“不完整版”錄像，在當地電視臺播出，這一行為攪渾了原本就并不清澈的水。第三，包括網民在內的公眾自身素質亟待提高。人們常說，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但隨著科技的發展，“眼見”的未必為實，剪接、拼湊的畫面可能會蒙蔽人們的眼睛。網絡擴展了公眾的話語權，面對網絡輿論，公眾需要保持冷靜的克制，需要理性的分析，切忌以訛傳訛，價值取向不應背離道德標準和法治理念。網絡輿論曾高密度地關注死者的背景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退一步講，難道死者的親屬是巨富、高官，無辜被打死就不值得同情嗎？同理，行兇者因為有警察的身份就必須法外嚴懲嗎？

　　縱觀哈爾濱命案引發的輿情變化，網絡輿論曾一度困擾著死者的親屬，困擾著警方，也困擾著公眾，輿論被有意無意地引導了。正確發揮輿論導向作用，但輿論本身不應該也不能夠被引導。縱使輿論可以引導，但真相只有一個。這是該案留給公眾的警示和思考。 (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