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的孩子因為沒有喪葬費用，把猝死于出租房中的母親遺體裝到麻袋里拋入河中。(11月29日《海峽都市報》)這件事本身所能告訴我們的已經很多了，沒想到的是，這件事還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公安機關以涉嫌“侮辱尸體”而刑拘了這個“不孝子”。

　　如果一個公民因為貧困的原因不能生養死葬，以至于在無奈之下只能拋尸于河中之時，是他要“侮辱尸體”嗎？

　　一般來說，在一個社會里，救助行為分為官方與民間兩種。官方的社會救濟應該是占到主要層面，這是政府部門的責任，但無論什么樣的官方機構，其運作當中總難免出現各種問題。鑒于此，很多國家都成立一些由官方主導的、可以馬上提供一些生活資源的應急機構。

　　同時，雖然官方機構覆蓋面龐大，但由于其規章制度的原因，不能及時進行救濟項目的調整，一些處于突發性貧困的人群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濟。在這時，民間救助組織往往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前段時間，溫州出現了“施粥攤”。這是民間救助組織的一次很好的嘗試。民間救助組織雖然掌控的資源有限，但由于船小好調頭，能夠及時彌補由于官方組織不能覆蓋到邊邊角角的缺憾。此新聞一出，得到廣泛的贊譽。

　　問題在于我們現在的民間救助機構始終沒能成大氣候，比如相關法律就規定，民間的這種組織不能在外地設立分支機構進行活動。這就限制了民間救助組織的活動范圍以及自身品牌的建立，也就相當于限制其成長發育。而一個健康的社會，更多的是依賴這種公民自我組織的成熟，并不是依賴官方對于這些活動的包辦。

　　“拋尸葬母”的悲劇為社會救濟體系敲響了一記警鐘。

　　□散人(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