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和12月3日，河北保定農民李紅旗相繼將兩張抗美援朝烈屬證送到位于北京和天津的兩名烈屬手中。在為國捐軀半個多世紀后，兩名烈士終得魂歸故里。

　　這是他找到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烈屬。從偶然淘得5張烈屬證，到第一名烈屬去年8月在河北香河浮出水面，李紅旗在工作之余，花了十年時間尋找。

　　因為李紅旗的努力，抗美援朝烈士這個讓人印象越來越模糊的英雄群體，穿越歷史的煙塵再次走進一些人的視野。李紅旗，成了送烈士回家的人。

　　賠錢的收藏

　　★陳玉山，河北磄河縣二區鐵佛堂村人，1950年12月31日在突破“三八線”的戰斗中犧牲，34歲，家屬陳玉清。

　　★呂奎才，河北省北京市人，1950年12月1日在第三次戰役中犧牲，22歲，家屬呂邦俊。

　　★李金樹，河北省天津市滿樓區張窩管村人，1951年2月9日在584高地戰斗中犧牲，24歲，家屬李同玉。

　　★陳武昌，廣東省陽會縣人，1951年2月在584高地戰斗中犧牲，23歲，家屬陳王氏。

　　★周明星，四川省中賢縣五燕區獅子村人，1951年2月在楊子山戰斗中犧牲，25歲，家屬周明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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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自己高價淘來的5張抗美援朝烈屬證，河北保定農民李紅旗總想從這些簡單的記載中看出一點門道。如今多年過去，他還真琢磨出了一些道理。他說，每一張不能物歸其主的證書背后，都是一個沒能魂歸故里的英靈。

　　今年12月3日清晨，李紅旗再次上路奔赴天津，送一位名叫李金樹的烈士“回家”。

　　當年的老宅院不復存在，烈士惟一健在的弟弟也因身體欠佳，很難想起兄長當年的模樣。只有兩名李金樹兒時的伙伴，說起他們“頭兒”當年的雄壯時激情難抑。

　　這是經李紅旗之手護送，第3名魂歸故里的烈士。

　　李紅旗說，這些寄托著烈士英靈的“生命證書”，一開始在他看來不過是一份普通的“紅色藏品”。1997年，愛好收藏的他在一家古玩市場偶遇了這批烈屬證，老板要價2500元，他咬咬牙買了下來。落款顯示這5張烈屬證均系志愿軍某部于1951年7月簽發。

　　李紅旗把這幾張陳舊的紙片當作寶貝，小心鎖進保險柜，想著哪天能賺它一筆。妻子卻不以為然，甚至覺得晦氣。

　　他父親的看法又有不同：這些物件屬于那些烈屬，不能據為己有，更不能用來賺錢，得想辦法找到他們，讓烈士魂歸故里。

　　李紅旗并不理解父親的想法，面對一遍一遍的催問，他就一個“拖”字訣。后來，他慢慢懂得了父親的心思，開始積極主動尋找烈屬的行動。

　　他的第一個目標，鎖定河北境內的陳玉山。從1998年開始，他出門打工、跑運輸，見人就打聽。

　　一個人的送烈士還鄉之旅，從此開始。原本指望能賺錢的收藏，開始讓他貼錢。

　　烈士姓名故里考

　　因為證上的錯誤和歷史的變遷，在十余年的尋訪中，李紅旗面對的最大難題，是考證烈屬證上的人名和地名。

　　烈士陳玉山和家屬陳玉清的名字都準確無誤，可李紅旗查了很多資料、問了很多人也沒能找到一個叫“磄河”的地方。2007年，李紅旗聽說香河有個村叫鐵佛堂，打了無數電話，最終確認該村75歲的陳玉清正是這張證書的主人——烈士陳玉山同父異母的弟弟。“磄河”和“香河”一字之差，讓李紅旗為此忙活了十年。

　　今年4月8日，當李紅旗將證書送到陳玉清手中，后者老淚縱橫。如今兩人成了忘年交，時常會在電話里聊聊天。

　　在送還這第一張烈屬證的過程中，李紅旗接觸了一些河北媒體，感覺到了大眾傳播的力量。今年8月初，李紅旗尋找北京籍烈士呂奎才家屬的消息登上了《北京青年報》。

　　很快，一位名叫鄧淑清的老人反饋說，這名烈士很可能就是她未曾謀面的小叔子，證書中的烈屬“呂邦俊”正是她早已過世的公公，可烈士本人名字不對，比照家里收藏的兩張軍屬證，出現了3張證書3個名字的“怪事”。

　　第一張軍屬證系烈士所在軍部于1950年8月12日簽發，名字為“呂金財”；第二張軍屬證為上級單位于1950年8月29日簽發，名字為“呂敬財”。此時呂還在服役，這兩個名字雖不一致，但無疑更接近其生前所用名字。

　　李紅旗推測，烈屬證上的“呂奎才”，“奎”字疑為“金”之筆誤，“才”則與“財”讀音相同。所幸烈屬證上其他信息與兩張軍屬證上的記載都能吻合，他才確認了這名烈士及其家屬的身份。

　　據呂奎才的發小、78歲的李國志老人回憶，呂小名“百歲”(音)，在家似乎并無大名，估計是參軍后才取了一個名字，“那時大戶人家的孩子才有名有姓，窮人家的孩子經常長到很大都沒有名字。”

　　面對手上3張名字不同的證書，如今年近八旬的鄧淑清也不是很確定，小叔子到底叫什么。

　　兩名烈屬相繼找到的消息見諸報端后，中央電視臺《大家看法》欄目介入，開始協助李紅旗尋找天津籍烈士李金樹，天津民政、公安等部門一路綠燈，但沒有查到相關線索。

　　李紅旗后來知道，李金樹的大號也是在部隊起的，他在家時小名大柱，3個弟弟分別叫二柱、三柱、四柱。巧合的是，50年代二柱上夜校，老師給起了一個名字也叫“李金樹”。此時的他并不知道和兄長重名，更不知道兄弟二人已是陰陽兩隔。

　　烈屬證上登記李金樹家在“河北省天津市滿樓區張窩管村”，當年河北轄下的天津早已升格為直轄市，且查遍資料也沒有一個“滿樓區”。

　　后來李紅旗求助天津媒體，一讀者看了報道后想到，隔壁潘樓村有個叫“李金樹”的老人仍然健在，他的父親也叫“李同玉”，與報道中提及的烈屬同名，一問方知健在的“李金樹”乃是烈士李金樹的親弟弟。

　　他之后得知，李家所在的潘樓村原屬張窩鄉管轄，“張窩鄉管轄的潘樓村”被錯寫成“滿樓區張窩管村”，鄉、村兩級地名顛倒，“潘”也筆誤成了“滿”。

　　李紅旗推測，這些烈屬證當年之所以沒能及時送到它們的主人手中，人名、地名對不上應是主因。如果考慮到當年的技術條件和戰爭環境，加之很多戰士不識字，這樣的錯誤也在所難免。

　　繁瑣的考證并非只為厘清真相，這群從中國鄉村走出去的“最可愛的人”，他們一個個鮮活地生過、笑過、忍苦、戰斗，最后為國捐軀，他們的名字不該湮沒在歷史的煙塵里，永生沉默成為無名烈士。

　　烈士的苦難身世

　　尋訪過程中，李紅旗逐漸了解到了這些烈士的苦難身世。他說，他一次次淚眼模糊。

　　烈士陳玉山家中兄弟姐妹8個，他排行老二。因為家庭貧困，加上人太老實，30多歲也沒能娶上媳婦。弟弟陳玉清說，他們那一帶在解放前屬于共產黨的地盤，經常遭到國民黨“還鄉團”的侵擾，“他們一來，整個村子都跑得沒人了。”就是在那樣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陳玉山離家出走，從此杳無音信。

　　呂家大嫂鄧淑清說，呂奎才是北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前3天的晚上被國民黨部隊從被窩里“掏”走的，之后接受改編成了一名四野戰士。

　　呂奎才的發小李國志說，他至今記得兩人兒時一起彈玻璃球、下河摸魚兒的情形。在老人的記憶里，這名兒時伙伴老實巴交，不識字，也沒機會學門手藝，只好賣苦力，“那時人們不像現在這么多想法，就是干活吃飯，吃飯干活。跟個小雞兒似的，多扒拉兩下，嗉子(雞的食囊)就能飽一點兒。”

　　和默默無聞的陳玉山、呂奎才不同，烈士李金樹至今在幾個兒時伙伴腦海里留下一個孔武豪強的形象，“碗口粗的樹，他噌噌幾下爬到頂，抓住樹梢使勁往下一墜，啪的一下，樹干攔腰折斷，他也跟著下了地。”79歲的劉其祥老人習慣用這樣幾個簡短的詞描述他們當年的“老大”：圓臉兒、倍兒俊、倍兒壯、忒厚道。

　　要強的李金樹比他的兩名戰友更不幸，因為家貧，弟弟三柱4歲那年被以兩袋棒子面的價格賣給一戶人家，從此下落不明，母親出門要飯死在外頭。1949年1月，20出頭的他頂替鄰村一人入伍，當了國民黨的兵，家里因此得到了大約1000斤棒子面。

　　萬歲軍威名

　　對于這些那個時代的苦難故事，長在農村的李紅旗并不陌生。但由這些出身苦難的農民所組成的那支軍隊在朝鮮戰場的赫赫戰功，李紅旗卻知之不多。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19日晚，志愿軍首批部隊秘密入朝，其中便包括5烈士所在部隊。陳玉山、呂奎才、李金樹、陳武昌和周明星，就是在夜色掩護下悄然跨過了鴨綠江。

　　作為王牌軍，5烈士所在部隊在朝鮮戰場歷經多次苦戰，其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是他們在第二次戰役中的表現。當時，他們以一個師的兵力，長途奔襲直插美九軍后方，占據兩個戰略要地，堵死其南撤路線。志愿軍4個軍乘勢從正面猛攻，美軍被迫全線撤退，同時調集美騎一師和英第29旅北上接應，負責阻擊的5烈士所在部隊陷入敵軍夾擊之中。

　　危急關頭，這支鋼鐵之師頂住每日上百架次飛機的輪番轟炸，一次又一次擊退坦克兵、炮兵和步兵的協同攻擊，使南逃北援之敵相距不足1公里卻始終不能匯合，為第二次戰役的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

　　這一戰例深深感動了志愿軍最高統帥彭德懷，他在祝捷電報中破例為一支部隊使用了“萬歲”這一至高無上的贊美詞，5烈士生前所在部隊也因此被稱作“萬歲軍”。

　　這些大字不識、泥腿未洗便拿起槍桿的底層農民，蛻變成了浴血的英雄。他們怎樣在槍林彈雨中沖殺，又怎樣讓鮮血流盡在鄰國的土地上，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們的家人，沒有人知道。

　　兩張烈屬證待還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議在板門店簽字。當月，5烈士所在部隊完成作戰任務回國。5名烈士的遺骨未能回歸故里，和他們一樣埋忠骨于他鄉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志愿軍官兵，其中包括毛澤東之子毛岸英。

　　在李紅旗將烈屬證送到他們手中之前，陳玉山和李金樹的親屬從來沒有把這兩個人的名字和“烈士”這個詞聯系到一起過。

　　一朝踏出家門，近60年生死兩茫茫。

　　惟有呂奎才的家人確切地知道他去了朝鮮。戰爭結束不見親人歸來，父親呂邦俊懷揣軍屬證，一次一次出門找人，直至驚動當時的最高領導層。“不是1958年就是1960年，我家公公還得到毛主席接見。打那兒回來后，他就不再找了。”鄧淑清說。她也不知道呂邦俊從毛主席那里聽到了怎樣的回話，只知道公公的尋找已經到了力所能及的盡頭。

　　據呂奎才的發小李國志回憶，因為沒有烈屬證，有一筆2000斤小米的一次性撫恤呂家沒能享受，“那時2000斤小米還值不少錢呢，能換一間房。”

　　不管是陳玉山、李金樹，還是呂奎才，隨著直系親屬和同齡人相繼離世，他們的名字越來越不再有人提起，細節日漸模糊，形象越發空洞。

　　直到一個名叫李紅旗的青年農民出現。少數幾個見證者的記憶之閥被打開，一段段塵封往事被開啟。

　　現在李紅旗手里還有兩張烈屬證，他請《廣州日報》刊發了報道，至今沒有回音；他沒能查到“中賢縣”，全四川叫獅子村的卻有28個。他說想掙點路費去趟四川，知情者一個個老去，他得抓緊。(歐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