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您指什么？

　　王錫鋅：

　　這個問題就是建設新的停車位，需要占用其他的土地資源，這是非常有限的，有些可能直接要占用道路交通資源，那么這時候引發的問題，就是道路在汽車和行人之間所謂路權分配的問題，如何來公平的合理的分配路權，現在成為許多大城市在治理交通擁堵的時候一個突出的問題。

　　主持人：

　　聽著不就像個局了嗎？

　　王錫鋅：

　　的確在這里好像看起來，它不是一個我們簡單的從某一個點上發力，就以為可以解決全部問題的這樣一個現實。

　　主持人：

　　那現在確實有個思路覺得，我只要嚴厲地把這個事管住，用行政措施把它限制住，我就能夠保證交通的暢通了，這個思路行不行？

　　王錫鋅：

　　嚴厲的行政措施從短期來講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從長期來說，交通的治理，你比如說嚴厲的行政措施不外乎是對車的總量，也就是我們說的增量進行控制，第二，可能是對存量進行管理，有多少車，但是我采用限行的方式，這是一個存量管理。另外我們對違章停車等等這一情形進行嚴厲的整治，這些都是嚴厲的行政措施，但是，嚴厲的行政措施依然需要回答一個問題。

　　主持人：

　　什么問題？

　　王錫鋅：

　　假如車的總量在增加，公共道路資源的需求基本上增長的空間是有限的，增長的速度趕不上汽車總量的增長，那么這時候路權的矛盾、車與空間的矛盾始終會存在，而這個存在并不會因為政府命令它消失它就會消失，所以問題依然在那里。

　　主持人：

　　但是政府也很苦惱，這個問題要解決。

　　王錫鋅：

　　這個問題必須解決，因為我們現在在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等，我們現在每100戶居民所用的汽車數量已經超過20輛，那么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像這個城市已經進入了汽車社會，汽車社會出現帶來很多的交通擁堵問題，帶來路權分配上的一個所謂平等的問題，事實上，這樣一個交通擁堵問題已經成為現代大都市很重要的公共政策問題。

　　主持人：

　　所以公共事務的管理者也覺得限行是無奈之舉，我必須用這樣做來保障更多的公共利益，可是法學界也有爭論，覺得你這樣的話可能會侵害了私有財產。您既是一個開車的人，也是一個有法學研究的人，您怎么看？

　　王錫鋅：

　　我本人是一個有車族，可以這么說。但是我覺得從我們剛才所看到的，汽車的總量在增長，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而且如果我們不對汽車總量進行控制，那么這個增長它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這種迅猛的速度遠遠超出可以提供的道路和空間增長的這樣一個速度，換句話說，汽車與道路的緊張關系將會是愈演愈烈，道路資源本質上，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像一個公共牧場，買車只需要投入一點資源就可以分享更多的公共資源。

　　主持人：

　　你把它比喻成是一個牧場是吧？大家可以來放牧的地方？

　　王錫鋅：

　　對，如果對這樣一個牧場的使用沒有必要的管理、有效的規則，那么最后牧場的羊越來越多，最后所有的羊都要餓死，所以在這里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工地悲劇可以引申到像環境污染問題以及道路交通問題，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有效的治理是必須的，我們現在出臺的限行政策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是對道路這樣一種公共資源分配的模式所進行的一種管理。

　　主持人：

　　所以你接受？

　　王錫鋅：

　　我認為必須要進行這種管理。

　　主持人：

　　那么為什么，你怎么理解公共輿論當中，對這樣一個管理方式有那么多的爭議？

　　王錫鋅：

　　這里的爭議有實體性的，比如說有學者提到了，它對私有財產權進行了限制，也有的提到了它構成了一種對公民合法所有財產的征收，因此需要有適當的補償。我認為這樣一些討論表明了我們這個時代公共生活的一個重大的進步，有不同的聲音是很好的。另一方面，它其實也提醒政府，我們在出臺像限行這樣涉及到眾多人，有車族、無車族整個城市公共生活的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時候，應當在決策過程中傾聽更多不同的聲音，讓不同的利益發出他們的聲音，在政策制訂過程中有他們的代表，這樣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將會帶來政策公共性的提升、可接受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