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兒子的清白

　　雖然兒子進了監獄，但是匡代耘并沒有放棄。2003年10月上旬，他決定去找受害人了解情況。通過太和塘鎮一些運煤司機，他了解到了兩名受害車主的地址。

　　到了邵陽縣，他先去找受害人吳收蓮，但她因故不在家，已經去了廣東。他丈夫要他去找另一名受害人黎明。匡代耘找到黎家，見到了黎明的父親黎三元。

　　匡留了個心眼，說自己是祁東縣司法局的干部，想了解黎明被搶案的一些情況。他隨口問案發是哪一天，結果黎三元說是4月7日。匡代耘大吃一驚，以為他記錯了。黎三元連忙解釋，他有賬本記載的。

　　黎三元翻出了那本賬本，匡代耘發現4月7日那天記載的是送煤一車，一共1850元,欠350元。而在下面一行,則清楚地寫著：“晚上9點半被搶走1600元，手機一臺，駕駛證一本”。

　　而在10號那天，記載的卻是：“下雨。”

　　匡代耘問記載“下雨”是什么意思，黎三元回答說就是下雨，沒有出車。

　　聽到這里，匡代耘說自己的心都要跳出來了：發案時間是4月7日，那個時候匡增武還在拘留所，這就意味著他根本就沒有作案時間。

　　他怕弄錯了，又進一步了解情況。黎三元解釋說，日記是他妻子記的，記賬有兩個原因，一是跟他兒子結算工資(他的車，兒子幫忙開)，二是有些煤送出去后沒收到賬，要記下來。

　　他連忙讓黎三元出了個發案時間是4月7日的證明，然后跑到衡陽拿給中級法院的法官看。法官沒有表態。

　　2003年10月中旬，匡代耘和他的叔父匡棟再次去了黎家，將賬本復印了回來。

　　之后，他們想到自己取證不具權威，又回到祁東聘請一位律師再次去了邵陽縣黎家，律師做了詢問筆錄。這次見到了受害人黎明。黎明告訴他們，當天他收了1500元貨款，身上帶了100元，正好被搶了1600元。黎明還說了當時辨認疑犯時只見了一個人。

　　律師又找到受害人吳收蓮家，仍然沒有見到她，她家也沒有記錄，不過提供了買煤老板的地址。

　　回到祁東后，匡代耘和律師又先后找到黎明和吳收蓮賣煤的買主。

　　兩個買主都記了賬，日期都是4月7日，他們記賬的金額跟賣主描述的完全吻合。其中黎明的買主記錄的是：“付司機1500元,下欠350元”。為了讓證據進一步有效，匡代耘在律師的建議下請了公證處的工作人員先后去了4個地方，對證據進行公證。

　　衡陽人大監督調查

　　有了這樣的鐵證，匡代耘認為翻案是毫無問題了。

　　2003年10月26日，他代兒子上交了刑事申訴書，提交了相關證據，指出案發時間實為2002年4月7日，非4月10日，而4月7日匡增武在拘留所，完全沒有作案時間，因此不可能在外搶劫。

　　然而，衡陽市中級法院駁回了這一申訴。法院認為受害人報案時說是4月10日被搶劫，雖然現在出具了證詞證明4月7日是發案時間，但該證詞未能說明其為什么當時向公安機關陳述是4月10日晚發案的合理解釋，因此該證詞不予采信。

　　匡代耘說當時就像被一盆冷水當頭澆下。之后他到湖南省人大、湖南省高院上訪。

　　省人大要他找衡陽市人大內司委。衡陽市人大內司委在認真看了他們的證據后，決定調卷審查。內司委主任杜建章親自帶人到監獄會見了匡增武。同時，他們委派祁東人大內司委到證據地點復查。復查的結果是，匡代耘采集的證據是可信的。

　　一位知情的人大代表介紹說，在此案的糾正過程中，他非常欣賞衡陽市和祁東縣公安局勇于認錯的勇氣，衡陽市人大內司委決定將此案交辦給衡陽市公、檢、法。交辦之前，他們通知祁東公安局自查。

　　2005年11月，全國、省、市三級人大代表到祁東視察，祁東縣公安局長向三級人大代表匯報了此案，共三個要點：一是搶劫案確實發生，二是發案時間確實為2002年4月7日,三是匡增武在此階段不具備作案時間，建議法院再審。對此案他表示道歉。

　　對于發案時間弄錯的原因，一種說法是派出所將原始報案材料弄丟了，憑記憶認為是4月10日，而被害人因為事隔幾個月，也沒有注意到時間的差錯問題。

　　當時的衡陽中級法院負責人也在場，竟然當場批評祁東公安局長不該承認此案是錯誤的。

　　后來，衡陽市公安局再次派員調查，結果與祁東公安局一致。

　　2005年11月27日，衡陽市人大正式將此案向衡陽市公、檢、法三個單位交辦。可糾錯工作并沒有順利進行。

　　直到2006年12月，在衡陽市人大會議上，衡陽市中級法院的工作報告第一次沒有被通過，而衡山代表團又提出了要盡快糾正匡增武案的議案。在這種情況下，糾錯程序才真正啟動。

　　2007年3月27日，衡陽市中級法院作出了對匡增武搶劫案再審的決定。

　　洗脫罪名

　　在監獄里服刑的匡增武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激動，但是又非常怕這個希望成為空想。

　　2007年中秋節前一段時間，他父親打電話告訴他很快就要出獄了，高興的他開始蓄起頭發。但是到了父親約定的出獄那天，還是沒有動靜，灰心的他又將頭發剃掉，決心將刑期服完。第二天，他打電話給他父親，要他帶點生活費來。

　　匡代耘回復兒子，“明天我就來接你，還要什么錢啊！”

　　2007年9月27日，匡代耘被釋放。到這個時候，他已經失去自由5年1個月又兩天。

　　走出高墻，匡增武像一個小孩剛到大城市一樣到處張望，貪婪地看著高墻外的一切。回到家中，屋前屋后的每一個角落他都跑去看，家里種的菜，田里的稻谷，他都覺得是那么的親切。

　　26歲失去自由，31歲出來，匡增武說他最寶貴的5年已經失去了，他的人生也被改變了。

　　人雖然已經獲得了自由，但再審卻遲遲沒有動靜。

　　一直到一年之后，祁東縣法院才開始再審。

　　2008年11月27日，在衡陽市人大交辦整整3年之后，祁東縣法院做出再審判決，認定匡增武被指控的搶劫罪名不成立，判決他犯尋釁滋事罪，執行6個月有期徒刑。

　　追究枉法者的責任

　　然而，對此匡增武并不滿意，他再次提起了上訴。

　　為匡提供免費法律援助的湖南天戈律師事務所律師羅秋林、謝昉介紹說，此再審判決仍存在3個問題：一是判決書說“本次搶劫案的發案時間究竟是2002年4月7日還是10日，事實不清”，法院如果連發案時間都不能確認，那將是個歷史笑話；二是沒有直接宣判匡增武沒有搶劫罪，而是說“疑罪從無”；三是匡增武的尋釁滋事罪的判定只有口供，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羅秋林說在適當的時候將提起國家賠償的申請。

　　衡陽市人大常委李康杏認為，此案經過公檢法這么多環節，卻仍然搞錯，說明承辦案件的工作人員確實存在馬虎和草率。不過，這個案件能得以糾正，說明監督還是有效的。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個錯案之所以拖這么久，可能與錯案追究的評價體系有關。有些過于嚴厲的錯案追究制度本意是督促不發生或盡量減少錯案，但因為一個案件會牽連到一個單位，比如辦成一個錯案可能就會一票否決整個單位的成績，因此錯案一旦發生，責任單位為了不讓整體受損，反而缺乏糾錯的動力，這時嚴厲的處罰措施反倒變成阻力。

　　他認為，錯案追究的評價體系需要完善。(晨剛 洪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