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手機報警被學校辭退

　　3月16日16時30分，21歲的范老師在學校丟失一部手機，在尋找無果的情況下撥打了報警電話，并將還未離校的300名學生通過門衛滯留在學校等待警察。校長知道后，很快將學生放走。民警了解情況后，建議學校次日對學生進行詢問。

　　但范老師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在事發第二天就被學校辭退。

　　21歲的范老師，是烏魯木齊一所師范大學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去年10月，她應聘到烏魯木齊市鯉魚山路的星晨小學學前班當老師。

　　星晨小學是一所民辦小學。內設學前班和小學1~6年級，在校學生700多人，學生多為農民工子弟。

　　范老師想不通，很是委屈：“學校不說理由就讓我結算工資走人，這么隨隨便便地解聘人，我們的合法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證。”

　　在學校沒有任何職務的校長妻子對范老師說“讓你別報警你就是不聽，現在被學校辭退了”。

　　“難道辭退我的理由，就是因為我報了警？”范老師覺得這樣的處理不公平，也不合法。

　　民辦學校教師為何難求一紙合同

　　在烏魯木齊的民辦學校里，遭遇范老師同樣命運的并不只是她一個人。

　　某小學的教師劉力群也同樣遭受了被辭退的結果。她與范老師所不同的是，她和學校有個“口頭協議”。

　　劉力群從2006年8月到2008年12月在一所民辦小學擔任班主任，同時從事語文教學。學校與劉力群沒有簽訂正式合同，只是口頭約定：學校為代課教師繳納五險一金，按時足額發放月工資800元，代課教師必須嚴格按照學校的一切規定認真履行教師職責，在聘用期間如果代課教師找到合適的工作，學校給予一切方便，一切影響和損失由學校承擔，公招教師到位后，代課教師離校。

　　劉力群于2008年11月20日告知學校自己懷孕了，需請假3天。學校批準并在3天后安排了另外一個老師接替她的工作，從此劉老師失去了工作崗位，遭辭退，與學校的糾紛由此引發。

　　2008年12月25日，劉力群通過“烏魯木齊市信訪局”的“網上信訪”尋求幫助。

　　2009年1月20日，有關部門給予劉力群答復，需要她提供相應的文字證據，因為事先并沒有和學校簽過書面的協議和合同，有關部門對劉力群的申訴無法認定。劉力群對這個答復并不滿意，事情拖到現在也沒有真正得到解決。

　　范老師說，《勞動合同法》頒布后，學校的老師多次和校方交涉，希望能簽訂勞動合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沒有簽。

　　“在這里工作三四年的老師都沒有合同，我也不可能一個人跑去找學校簽合同。這個學校老師一直都不齊，沒什么特殊情況學校是不會隨便辭退老師的。”范老師說，“誰知道又出了這樣的事情。”

　　烏魯木齊二宮鄉育新小學的一位民辦老師也很為難：學校沒有和我們簽合同，也沒有給我們上“三險一金”之類的。學校只是和我們達成了口頭上的協議，只要不中途辭職就可以了，一個學期結束后，去留自由。

　　對于教師的去留問題，星辰小學的校長無奈地說：聘用老師的工資待遇基本在700~1000元。很多老師來我們學校只是當作過渡，一有機會就去更好的地方，流動性比較大，我們也沒辦法。

　　育新小學的鄒主任表示，在民辦學校中，如果違反協議，提前走人，學校一般也不追究，沒有過多的精力去打官司，學校與老師間簽的合同也只起到了一個相對約束的作用。他表示，對私立學校來說，國家并沒有什么補助，學校贏利也不多，如果每來一位老師都給“三險一金”什么的，對于投資辦學的人來說負擔太重。

　　學校和教師之間缺少溝通，雙方把目光盯在效益和工資上，無論是校方還是教師稍有不如意便可能出現分道揚鑣的現象，無法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務關系。

　　維權只是“理論上能贏”嗎？

　　小范老師被學校辭退后，獨自在學校尋找手機無果，只好回到家里待著，心中一直難以平靜。

　　“丟手機是因為有個家長來交學費找不到地方，才離開了一會。”范老師說，“手機丟了就夠倒霉了，誰知道第二天去就辭退我。理由竟是‘讓你別報警，誰讓你不聽的’。難道一個公民連報警的權利也沒有？”

　　身邊同事對學校辭退范老師也很驚訝，認為這也有點太隨意了。

　　同事告訴范老師，學校沒有正當理由隨便開除你是不合法的，即使沒有勞動合同，也可以證明你和學校的事實勞動關系。

　　聽了身邊同事和朋友家人的話，范老師也認為應該去積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討個說法。

　　是到教育主管部門申訴？還是去勞動部門申訴？讓她犯了難。雖然自己是老師，但是“民辦學校”這個帽子，就讓范老師放棄了到教育行政部門尋求幫助的想法。

　　范老師決定去勞動仲裁部門申訴。在誤打誤撞了三四個地方后才來到勞動仲裁處，工作人員要求取證，以證明自己和學校的勞動關系，以及學校開除自己的原因。

　　勞動仲裁處工作人員告訴她：人證并不能起到很有利的作用，最好是有文字證據。這可難住了范老師，因為自己偷偷拿到的“錄音”也被認為不能作為證據。

　　范老師拿了張仲裁申請表走出了勞動仲裁委員會，工作人員給的答復一直在她心里打鼓。

　　按勞動仲裁處工作人員的說法，事情和小范的想象差得太遠了。小范糊涂了，怎么那些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一進入法律程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現如今唯一能證明自己在這學校工作的書面證據就是“簽到簿”了，但要想從學校那里拿到“簽到薄”根本就不可能。

　　“我現在已經失去工作了，我還要吃飯生活，不能為這事總耗在學校吧？”范老師說，“粗略地算下來，最少也要等三個月，還要時不時地去配合勞動仲裁處的調查工作。”

　　范老師很疑惑：法規、法律是健全的，但是該怎樣去操作呢？維權就這么難嗎？一位法學老師聽了范老師的遭遇后，給她分析：如果進行勞動仲裁，理論上你是能贏的。

　　“‘理論上能贏’”是什么意思？”范老師自言自語道，“再退一步來說，即使我贏了官司，結果呢？打一年官司，學校給我賠一部手機，補一個月工資？這就是我的初衷嗎？這成本也太高了吧？”

　　在勞動仲裁委員會外徘徊了很久后，范老師擠上了回家的公交車…… （廖雪麗 本報記者 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