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晚，一輛保時捷卡宴越野車在杭州莫干山路電視臺附近的愛心斑馬線上，撞死了一名打工妹。據了解，肇事男子名叫魏志剛，系酒后駕車，肇事后同在車內的一名女子曾出面頂包。(《杭州日報》8月5日)

　　此時，杭州“胡斌案”一審判決后激起的漣漪還未徹底平息。當晚，當地電視臺的一名主持人在播報這則新聞時，氣憤難當，竟然破口大罵，“他們開那么快要干嗎？趕著去投胎嗎？！”屏幕里激烈的言辭出乎觀眾意料，粗口雖然和主持人的身份不相稱，但他的情緒卻未必不正確。

　　能不憤怒嗎？這時候的憤怒，已經和“保時捷”、“打工妹”這樣代表階層身份的標簽不相關了，而和生命有關，和行人的安全感有關，和作為一個城市公民的榮譽感有關。在杭州胡斌飆車撞死人被判三年之后，在成都孫偉銘醉酒駕車致4死1傷被判死刑后，在南京張明寶醉酒駕車致5死4傷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之后，醉酒駕車致人傷亡的事件依然接二連三地發生，或輕或重的法律懲處似乎并沒能足夠地警醒那些肇事司機，這叫人如何不憤怒呢？

　　可是憤怒之后，又能怎樣？對杭州保時捷肇事案，媒體和輿論的關注熱情遠遠比不上胡斌案。也許在幾天之后，它就將淹沒在信息的汪洋大海而里不見蹤影。可是，它和胡斌案造成的后果又有什么根本不同嗎？似乎沒有，肇事的地點同樣是在斑馬線上，逝去的同樣是一個年輕的生命，但是，保時捷交通肇事案很難再激蕩起像胡斌案那樣的社會效應了。

　　胡斌飆車案似乎是個起點，近段時間以來媒體集中關注了一系列的交通肇事現象，這種關注某種程度上引起了民間“人車對立”的情緒，并引發了專家學者以及普通公民對中國進入“汽車時代”的大討論，有法律層面的，有道德層面的，眾說紛紜。然而，當大討論逐漸冷卻下來，而討論結果還沒有一個質的飛躍的時候，當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媒體和輿論會不會對此產生審美疲勞，我們曾經憤怒的情緒會不會逐漸麻木起來？

　　這可能是必然的結果。礦難最初以一種新的災難形式進入媒體視野的時候，我們的憤怒和痛苦溢于言表，當被報道的礦難越來越多，媒體不得不以一種常態新聞來處理時，感同身受的痛楚不復存在，只有那些冰冷的遇難數字被一筆帶過。學術抄襲和腐敗的事件同樣如此，抄襲者的身份越來越惹眼，高校里一般教職員工的抄襲行為很難進入媒體關注的“法眼”。如果以后抄襲者的顯著身份越來越普遍，真不知道我們又該去如何關注學術圈的腐敗？還有高官貪腐，一開始我們還恨得咬牙切齒，當新聞里被曝光的貪腐金額越來越大時，我們的容忍度也隨之擴大，那些“一碰就痛”的神經已然開始麻木，我們連憤怒的情緒都懶得發揮了，以至于有貪官拿出“溫和腐敗”的論調時，我們只把它當做黑色幽默來看待。

　　憤怒的情緒未必能起到什么真正的社會效果，這不過是表達一種個人或社會的情緒罷了。憤怒未必理性，但有時候它反而顯得彌足珍貴，至少它還表明你對這個時代的不平和丑聞保留著一絲痛感，有責任才會有痛感，有痛感就該有情緒。我們曾經對礦難、對學術腐敗、對高官貪腐有所麻木，現在，當斑馬線上的傷害事故接二連三地發生，并在媒體視野中也變得“常態”起來，當駕駛者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的神經是會變得更加敏感還是更加麻木？(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