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來越多，還是“后胡斌飆車案”語境下媒體對此類案件報道增多，讓人產生這類事故越來越多的感覺。新近，杭州又發(fā)生了一起酒后駕車撞死人的悲劇。8月4日晚，魏某酒后駕駛保時捷越野車，撞死橫穿馬路的女子馬芳芳。

　　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樣，駕車者身份再次成為輿論關注焦點。媒體報道強調，今年29歲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場部經理，車主系其父，也是該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長——新聞這樣交代并沒有問題，但我不喜歡某些媒體刻意在大標題中強調“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強調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樣，這是在迎合社會的某種情緒，渲染社會的斷裂，并營造一種對抗的氛圍，把一場酒后駕車引發(fā)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場貧富對抗、強弱對立、社會斷裂的標志事件。

　　這樣的渲染是很可怕的。在胡斌案中就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回想一下當初某些媒體的標題：富二代闊少飆車撞死大學生——這多么讓人血脈賁張，多么讓人憤怒，多么強烈地刺激著公眾本就脆弱而敏感的貧富神經，在斑馬線上營造了一種多么可怕的貧富對抗、強弱對立場景�？蓪嶋H上，傷亡者譚卓早已畢業(yè)工作多年，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學的在讀大學生。如果根據(jù)實際身份把這樣的描述轉換為“在讀大學生開車撞死公司白領”，輿論肯定又是另外一種反應和情緒，可見這種身份標簽的悖謬。

　　顯然，一些媒體之所以那樣描述，是迎合輿論中部分人對貧富差距的受害想象，在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杭州保時捷撞死人案司機父親為董事長”也是如此，看似在陳述一個事實，實際是在刻意強化那種“富二代沒幾個好東西”、“富人為富不仁欺壓良民”的輿論偏見，傳播“醉酒駕車者都是富人”、“強者肆無忌憚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駕車的多是富家子弟，這其實是媒體對身份的選擇性強調營造出的一種幻覺。據(jù)有關部門統(tǒng)計，近年來我國每年死于車禍的人數(shù)高達10萬左右，其中相當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國每年由于酒后駕車而引發(fā)的交通事故多達數(shù)萬起，數(shù)以萬計的家庭因為交通事故而支離破碎。另有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從1994年到2004年,全國因酒后駕車而導致的死亡人數(shù)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長——不知有些媒體有沒有深思過，每年數(shù)萬起的酒后駕車案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飆車引致，多少是寶馬闖的禍？

　　不說遠的，就說近來各地發(fā)生的幾起酒后或醉酒駕車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駕車釀成4死1重傷的驚天血案，司機孫偉銘只是成都某技術公司一名普通員工，開的也不是名車。廣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車禍，醉酒駕車的司機梁某是一個普通人。嘉興中院近來審理了一起案件，從安徽老家到嘉興打工的高某，酒后駕車撞死了自己的妻子……在這樣的案件中，媒體從來不會強調肇事者的身份，因為那樣的身份沒有“新聞性”。而一旦是個富人或富二代，身份就會在新聞標題中被強化，于是留下“富人名車草菅人命”的印象。毋庸諱言，公眾情感因為這樣對貧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進一步被撕裂，正像在胡斌案中所顯現(xiàn)的那樣：既干擾了司法獨立，又撕裂了社會情感。

　　很明顯，醉酒駕車并不是哪個階層的原罪，不是專屬哪個群體的罪惡標簽，而是一種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惡，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開車，人人醉酒開車都會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駕車只是一種醉酒者對法律的侵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駕車者與社會的矛盾，而不是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公眾的敵人是肆意踐踏法律的醉酒駕車者，而不是富人，只不過有時碰巧是一個富二代而已。

　　確實，改革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一個現(xiàn)實，貧富對立導致的許多問題也客觀存在。但負責任的媒體應報道真相，以客觀的輿論監(jiān)督消弭這種斷裂，理性地引導公眾情緒，而不是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惟恐對富人的仇視情緒還不夠，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評論者更要有一顆仁心，更要把尊重規(guī)則置于首位，獨立、客觀、理性地進行判斷，而不是被怒氣沖沖、情緒化的輿論所引導，迎合那種非理性的情緒。貧富差距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解決，而不是人為地渲染。

　　最后回到保時捷撞死人事件上來，需要輿論聚焦的是如何以嚴刑峻法遏制頻發(fā)的酒后駕車，嚴懲那些踐踏規(guī)則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哄。這是公眾與醉駕者的對立，而不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渲染那種與事件無關的情緒，只會轉移對真問題的關注。(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