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鋒，教授、二級警監，擁有多個“第一”的頭銜———“反劫制暴戰術談判中國第一人”、“中國反劫持談判專家總教頭”、國內公共安全危機干預權威；著有《犯罪心理微觀系統論》、《多元犯罪心理研究》、《犯罪心理美學論稿》等十部專著，至今共培養了百余名專業反劫持談判專家，是我國反劫制暴戰術談判理論體系、技巧體系和實訓體系的原創者，填補了國內反劫持談判的研究空白。

　　“哎呀，快來人吶！”

　　茶室里，高鋒雄渾有力的嗓音陡然變尖，在顫抖中漸漸減弱。

　　這位身材魁梧的二級警監坐在記者對面，繪聲繪色地回憶起25年前搜尋一起兇殺案的死者殘肢的經歷，眼睛和面部肌肉呈現出戲劇性的驚恐。

　　“那一次經歷終生難忘！”

　　話音落下，他又爽朗地笑了起來。

　　他遞給記者的名片，也和他本人一樣非同一般———名字的左上方縱列著四行小字，依次為“中國首席反劫持戰術專家”、“中國反劫持談判理論創始人”、“中國公共安全危機干預專家”、“中國反劫持談判職訓總教頭”4個頭銜。

　　如今炙手可熱的談判專家，在初入警界時也曾有終生難忘的糗事；和“江南第一扒”的交手，讓他有了“初露鋒芒”的機會

　　那次“終生難忘”的糗事發生在高鋒初入警界時。

　　1984年，進入而立之年的高鋒告別就職8年的武漢師范學院，經自薦入選湖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任教，成為“警官的教官”。為熟悉理論結合實戰的路子，高鋒常去公安基層部門見習實踐。

　　那是在荊州地區公安機關見習期間，得知發生一起無頭尸案后，“小高老師”跟著民警來到現場，目睹法醫從糞坑里起出一個男性頭顱進行痕檢，之后又參加了搜尋死者軀體的行動，遍查糞坑附近林場及廢墟可疑地點……

　　在現場附近，有一片人工水域，最深處兩米多，民警和民兵幾十人排成一行，入水踏勘。

　　走一趟，沒任何發現，再折回時，高鋒的右腳踩到了什么。

　　“我渾身一個冷戰，立馬感覺周圍的水像開了鍋。”他走音扯調地呼喊———“快來人吶！”

　　一個大塑料袋子從水底撈起，上岸打開，難以形容的怪味兒溢出，一些人體殘肢出現在眼前……

　　中午大家吃飯，有個魚肉菜，高鋒夾起一筷子，聯想起剛才所見……“天哪，什么叫腿軟我算知道了，眼睛發花，腦袋發木，心慌，站不起來，惡心……”

　　高鋒的“初露鋒芒”，仍是緣于下基層了解刑事犯罪案例的調研中。那一次，他偶然參與了“江南第一扒”的審訊。

　　“江南第一扒”從18歲開始“掏包”，直至29歲被擒獲時，“掏包”金額達數十萬元。經驗豐富的民警審來審去，但卻無法從“死不吭氣”的“江南第一扒”口中套出話來。

　　當時，民警根本沒把來此調研的警校教官當回事。在他們看來，這些年紀輕輕的“老師”不過是黑板偵查、講臺破案的把式，“就當是讓這個小青年見識見識審訊吧”———于是，高鋒有了一個獨立上手的機會。

　　在隨后的4天里，老警察訝異地發現，“江南第一扒”居然與警校來的“小青年”在審訊室里聊起天來，而且居然一口氣交代了9起積案，其中幾起是久偵未破的大案。公安局領導和民警們不明白，眼前這么個瘦瘦高高的小伙子，怎么就那么輕松地撬開了這塊“頑石”的嘴巴。他們詳盡地追問了高鋒在審訊對方時的每個細節：

　　高鋒帶著兩包香煙進入審訊室，先來了一段開場白：“我是警察的老師，專門訓練警察的，對你那點破事不感興趣，但是我對你凄涼的人生經歷很有興趣，我想了解你的心理活動。”

　　“賊王”不冷不熱地看了他一眼。高鋒點了支煙，輕輕地吹了一口，裊繞的煙霧籠罩住了“賊王”，這時他們之間的距離只有兩米。

　　高鋒是個喜歡抽煙的人，他知道人一般在兩種情況下會抽煙，一個是酒足飯飽后或喝酒期間一支煙，一個是最痛苦最憤懣的時候要抽煙。“賊王”顯然屬于后一種情況。

　　“你要不要抽一支？”高鋒試探性地問他，對方瞅了高鋒一眼，半信半疑地說：“你跟誰說話？”

　　“當然跟你說話，屋子里還有第三個人嗎？”

　　“我能抽嗎？”

　　“哎呀，煙擱這兒就是抽的嘛，還分家？來吧，我給你拿。”

　　“賊王”硬生生地看了高鋒一眼，這個偷錢時手從來沒抖過的人在接過香煙時手卻在瑟瑟發抖。高鋒知道機會來了，他從對方腿上一條縫了24針的傷疤聊起，“賊王”便心無芥蒂地開始跟他侃侃而談。

　　“談他的生活，他的閱歷，他怎么留戀父母，怎么埋怨這個社會。我也談我人生的體會，談我對他的理解，談他現在應該做的事，談他每一次在盜竊當中成功的心理活動。”

　　就這樣，他們從早上9點一直聊到下午3點。

　　審訊結束時，高鋒對“賊王”說：“我不希望下次我們的見面還在這個地方，我倒希望在陽光燦爛的外面看到你輕松的微笑。”

　　聽到這番話，對方淚流滿面地對高鋒說：“你說的話全都是人說的話，入情入理，我就沖著你說的話，今天栽了我也認。”

　　聽完高鋒的講述，一位老民警走上前輕輕拍拍他的肩膀，親切地說：“年輕人，你是我接觸的公安院校中真正的佼佼者。”

　　“我不是神仙，也不是什么圣人。”高鋒事后反復回想，他成功突破“江南第一扒”的關鍵在于———“微笑審訊”，“第一，我做到了平心靜氣地和他對話；第二，我是完全站在他生活不幸的角度去擬定我們的談話內容的；第三，以他現在和曾經的感受作為談話基調；第四，給他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對他未來的生活作了具體構想并表達了期待”。

　　這起案件突破后，高鋒確定了與那些有著類似身世的犯罪嫌疑人打交道的基調和思路。

　　深諳反劫持談判難度的人都知道，與劫持者談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難一百倍，“好比本來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現在卻要到架起的鋼絲上跳”

　　2003年4月2日，高鋒奉調令從湖北來到北京。生活尚未安頓，卻領受了一個聞所未聞的任務———研究談判，大背景著眼于北京2008年舉辦的奧運會。

　　“當時并沒說清楚，就說是研究談判。”高鋒原以為要研究警察與老百姓鬧別扭怎么辦，后來才知道這個任務的中心內容———研究反劫持談判。

　　這個課題早已提出，但卻擱置了一年多無人接手。深諳這一課題難度的人都知道，與劫持者談判要比打死劫持者難一百倍。業內人士對此有一個比喻，“本來是在地板上跳芭蕾，現在卻要到架起的鋼絲上跳”。

　　“這不是弄篇文章就完事的，這可是開不得的玩笑。”高鋒說，依他分析，一切都需要制定可行的操作體系，精心培養人才，最后取得最佳實踐效果。

　　領受任務后，高鋒提出要在國內調研，隨即在一個多月里奔波往來于北京、湖南、貴州、四川、廣東等地。

　　6個月，僅僅過了6個月，45萬字的書稿從高鋒的電腦里一字字敲出，書名定為《反劫制暴談判戰術》。

　　“‘反劫制暴戰術談判’是我發明的詞，后來在全國流行。”高鋒的話語里透著幾分得意。

　　在和高鋒交談的整個過程中，記者對他超乎一般人的自信印象深刻。這種自信也體現在《反劫制暴談判戰術》書中。書里，有這么一句話，“本書的整個體系是由高鋒教授獨立完成的”。“在我之前，沒有一個人創造出這樣完整的理論體系，沒有一個去獨立培養這么多反劫持談判專家，培訓教材全部是我原創出來的。”高鋒說。

　　都說高鋒是奇人，沒有人知道他怎樣沒日沒夜地拼命，絞盡腦汁將人生積累的老本都榨出油來；沒有人知道他透支體能全力以赴，血壓增高、視網膜充血……

　　2004年10月29日上午，大教室。

　　講臺上，剛剛度過50歲生日的高鋒，身著二級警監制式上衣，被一片刺目的閃光燈晃得幾乎睜不開眼睛。

　　數十臺高級相機的閃光燈持續曝閃，新聞媒體的記者們正在觀摩由高鋒獨立執教的反劫制暴談判戰術課。教室里有來自全國各地的37名民警，他們是經過苛刻考試后精選出的佼佼者，是第二期反劫制暴談判研修班的學生。

　　距此3個月之前，吉林省長春市發生一起劫持人質案，人質被殺、劫持者被擊斃，結局震驚社會。

　　就在公眾質疑警方處理公共危機能力的輿論聲浪中，高鋒與他正在培訓的研修班“橫空出世”。新聞媒體蜂擁而至，電視臺、電臺、報紙、雜志對此密集報道，高鋒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矚目的熱門公眾人物。

　　曾經有人這樣問高鋒：“你一夜成名有什么感受？”

　　高鋒毫不猶豫地答道：“這一天，我已經等了很久了！”

　　曾經有人問他：“你是不是很驕傲？”

　　高鋒回答：“我沒有時間驕傲。”

　　父亡母病，幼年時的慘痛經歷卻讓高鋒積蓄了意志力和自我調整的能力，為他日后研究危機談判對象和談判方法提供了深厚的心理積淀

　　“生活閱歷，是做人做事的最大本錢！”高鋒的話鋒陡然一轉，說起了自己的身世。

　　高鋒的父親早年叫高維州，后來改名高華，老家河北撫寧。1948年，父親從燕京大學畢業，“外語好得不得了。不論大學入學還是畢業，父親在老家形成的轟動效應歷經數十年，甚至直到今天，還為家鄉父老們津津樂道。”高鋒說。

　　走出大學校門參軍后，高鋒的父親被分配到南下工作團軍政委員會，專門搞清產核資和接收工作。從部隊轉業后，又到了華中電管局工作。

　　在高鋒童年時那朦朧的記憶中，總是夢幻般地浮現出瘦瘦高高的父親帶自己去打獵的情景，“現在想想，父親是那種精干的、和善的、成熟的中年人，對誰都很和善。后來聽人說起我爸來，沒一個人說他不好，我就很驚訝”。

　　高鋒的母親是湖北仙桃人，畢業于南通紡織工業學校。“母親是知識分子，形象很好，有點像三十年代的電影女演員。”高鋒說，母親的正派和剛毅早早在他年幼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燒飯用柴———買柴的地方離家最少十里地，那里還沒有公共汽車，母親竟一次次只手拎上二十斤干柴一步步艱難地走回來。

　　生活用水———機關宿舍三樓水管不上水，又不好意思總去樓下別人家里打攪。于是，每到夜半時分，母親便用壺、桶、盆，接水管里時斷時續涌上來的水滴，盛滿后再倒進缸里。

　　那時的生活雖然艱辛，但也幸福。然而，甜美的時光在高鋒6歲那年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