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敬祥今天(17日)從3家義務賠償機關領取了總計529936.68元的國家賠償款，結束了他申請國家賠償長達4年半的苦盼。

　　2005年3月15日，河南農民胥敬祥蒙冤入獄13年被無罪釋放。同年6月21日，胥敬祥以錯捕錯判為由，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國家賠償申請書，請求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鹿邑縣人民法院、鹿邑縣人民檢察院共同賠償。

　　由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逾期沒有作出賠償決定，胥敬祥依法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提出申請，請求賠償其因錯捕錯判被羈押的賠償金301915.90元(按2004年標準)、精神撫慰金130000元、被羈押造成疾病需要治療費130000元。

　　今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在查明事實后作出賠償決定：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有權申請國家賠償。基于胥敬祥因錯捕錯判被羈押4732天的事實，賠償委員會認為：應按2008年度全國在崗職工日平均工資(111.99元)標準計算，賠償金共計529936.68元，由三義務賠償機關共同賠償。

　　賠償委員會在賠償決定書中稱，“胥敬祥提出身體疾病是由羈押造成，但未能提供相關的有效證據，其請求賠償治療費不予支持。胥敬祥提出的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屬于國家賠償法規定的賠償范圍，該項請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12月17日下午，胥敬祥來到銀行柜臺窗口，將剛剛領取的3筆國家賠償款的一摞摞現金遞進柜臺。529936.68元現金變成一串數字存儲在一張嶄新的銀行卡里，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這張卡裝入錢包夾層。

　　走出銀行，鉆進車里，胥敬祥呆呆地靠在座椅上，車子隨后拐上了駛向鄭州的高速公路。

　　不久，他頭歪向一側，沉沉地睡著了……

　　最想向疼愛我的父母訴說

　　12月15日，周二。

　　早上7時，當記者乘坐的從北京西站出發的K179次列車緩緩停靠在鄭州車站時，從太原開往鄭州的1551次列車也剛剛進站。

　　天黑漆漆的，片片雪花從空中飄落，在車站站臺耀眼的燈光里十分搶眼。

　　胥敬祥頭戴一頂氈絨大棉帽，手拎公文包，走出臥鋪車廂。

　　第一次見胥敬祥，是在2005年5月18日上午，周口檢察院會議室。那是胥敬祥第一次直面中央媒體記者的集體采訪。他面無表情，語調平靜；目光越過記者們的頭頂，直直地盯住某個方位，淚水一次次從眼中淌落……

　　如今，胥敬祥再次站在記者眼前，氣色看上去好了很多。他此行是專程前來申領國家賠償金的。

　　走進賓館房間，胥敬祥拿出蓋有大紅印章的賠償決定書。

　　他說，他是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工地上，接到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賠償委員會下達的賠償決定通知的。省高院賠償辦工作人員讓他親自去領取，時間是在12月8日下午3時。因無法及時趕回鄭州，他授權律師急急前往省高院賠償辦。拿到賠償決定書后，律師用手機給他一段一段地念。

　　接到通知7天來，胥敬祥夜夜無法入眠，不得不求助于安眠藥。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無法發泄，心頭像是在雜亂地放映著無數部電影，腦海里喧囂著無數種念頭。而他此刻最想與之訴說的親人，卻因他蒙冤入獄而在悲憤貧病中失去了生命。

　　胥敬祥的父親是一名教師，通情達理，對村鄰溫柔敦厚，教書育人多年，聲名廣傳。胥敬祥說，父親做人嚴謹自律，要求孩子幾近苛刻。孩子只要與外人發生沖突，必遭父親的嚴厲呵斥和痛打。

　　“父親從小要求我們做好人，做正直的人，不欺負人。”胥敬祥說，入獄前，父親已經身患中風，病情被及時控制后，只是吐字有些含混。入獄僅數月，父親即病逝。沒人敢將噩耗通報在監獄服刑的胥敬祥。后來，鄰村有人犯罪入獄，與胥敬祥同住一監舍，那人咬耳朵告知他父親病故，“我當時痛哭得昏死過去，5天5夜沒吃沒睡”。

　　出獄后，胥敬祥得知，父親斷氣前用微弱的聲音喚著他的小名……

　　出獄后，胥敬祥還得知，母親因兒子入獄精神失常，時常沖出家門站在村道上呼喚兒子……

　　胥敬祥抬頭望向天花板，哽咽著說，“我最想、最想，嗯，跟父親、母親說句話：我……連累他們了！”

　　最對不起妻子和孩子

　　胥敬祥育有3個孩子。

　　大女兒1987年出生，兩年后二女兒出生。兩個女兒已經結了婚，卻與他這位父親沒有任何聯系。小兒子是1991年出生的，“現在長得可精神啦，身高一米八一”。胥敬祥有些自豪地說。他慶幸，小兒子還能讓他感受到曾經的家庭溫暖。

　　胥敬祥說，他自己只讀到小學六年級，便沒再繼續學業。16歲那年下煤窯背煤，第一個月領到78元工錢時的興奮勁至今還記得，“那是1977年啊，大學教授一個月才56元工資嘛”。他寄給父親60元，自己留下18元生活費。3年后，不滿20歲的胥敬祥揣著上千元辛苦勞作的錢返回家鄉，憑著果斷和聰明，憑著誠信和堅忍，投身經商創業的摸爬滾打中，成為絕大多數同齡人羨慕的有為青年。

　　“不說謊、不騙人”，父親的家教在胥敬祥心里扎了根。他堅持自己認定的處事原則，生意也越來越紅火。

　　“一九八幾年那時候我就是萬元戶了。”胥敬祥說，24歲那年，他出手4000元蓋起全村最好的青磚瓦房，轉年再蓋起兩間偏房，“那年月，村里大多數村民住房都是用黃土打壘墻的房子，沒人蓋得起青磚房”。

　　蓋好房子張羅結婚，新娘子是鄰村姑娘，結婚時花了一千多元置辦大衣柜、方桌、條幾、寫字臺、沙發，“那時縣城里的人家也沒多少人有我那條件的”。

　　提到妻子，胥敬祥的談興一下子消失了，他囁嚅道：“如果她恨我，我也活不了。”

　　胥敬祥被羈押在縣看守所那5年時間里，妻子每隔10天探望丈夫一次，帶上家里做好的飯，騎車40多里路，風雨無阻，從不間斷，“那些年，她沒過過一個節，都往我這兒跑”。

　　胥敬祥入獄那年，三個孩子老大4歲、老二兩歲，老三剛剛出生4個月。妻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和艱辛，他無從了解，但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陣陣刀割般地刺痛。

　　出獄1年后，他與妻子辦了離婚手續，妻子堅持把3個孩子的撫養權攬走，“她離了孩子活不了，我不想讓她傷心，放棄了”。胥敬祥說。

　　去哪兒找回原來的日子

　　出獄當年，胥敬祥回家種地，一年后賣掉收獲的玉米和小麥。第二年，他去山東青島打工，然后到山西太原給一家建筑工地看大門。

　　獲悉賠償決定已經下達，平靜已久的心態驟然開了鍋。

　　“7天里我瘦了十來斤！”他“六神無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隨后，他向建筑工地老板請假，說：“我的賠償決定下來了，我得去鄭州，拿不到賠償我就不回來了！”

　　在賓館房間里，記者看著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賠償決定書捧在手里，用粗糙的右手撫過賠償書上的一行行字低頭細讀，不時要抬頭大喘口氣再繼續下去。

　　幾遍讀罷，他把賠償決定書拋在床上，眼睛濕潤著愣了半晌，緩緩地說：“就算賠我500萬，我還能去哪兒找回我原來的日子？”

　　胥敬祥走到哪都不愿摘掉頭上那頂氈絨棉帽。記者一再追問才得知，原來，他進看守所第7天，滿頭黑發就成片脫落，現今那光禿禿的腦袋讓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陡增十幾歲，這令他無法承受。他拿出一張年輕時的照片，指著照片上自己濃密的頭發，感嘆連連。

　　12月16日清晨，周三。記者跟隨胥敬祥乘車從鄭州出發，前往鹿邑縣法院和檢察院。上午，這兩家義務賠償機關告知胥敬祥，他們已經將申請財政支付國家賠償的報告呈遞縣里，目前在等待回信，什么時間賠償到位不好說，因為決定權不在他們手上。

　　當日下午，記者前往縣財政局了解情況。工作人員說，局長在外出差，經聯系回復稱，沒有接到縣法院和縣檢察院的申請報告。

　　記者隨后走進鹿邑縣人民政府。政府辦公室副主任谷慶林聯系縣長劉政后向記者答復說：“這個錢雖然今天兌現不了，但明天一定兌現！”

　　從鹿邑縣驅車趕到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時天色已晚，副院長梁維在辦公室里告訴胥敬祥，3天前就準備通知他來院領賠償金，因為中院正在審理一起大案，審判工作任務艱巨繁重，事情就耽擱下來了。正好胥敬祥自己來了，明天保證讓他領到賠償金。

　　胥敬祥徹夜未眠。他對記者說，今天(12月16日)對他而言是個特殊的日子，因為，今天還是他的生日。他是1961年陰歷十一月初一生人，按農村習俗算，正好49周歲。

　　12月17日上午11時許，胥敬祥從副院長張云周手中領到第一筆賠償金時，禁不住熱淚盈眶。張云周握住胥敬祥的雙手說：“把這錢拿回去好好籌劃日子。”

　　下午1時許，胥敬祥來到鹿邑縣法院領到了第二筆賠償金，隨后來到鹿邑縣檢察院領取了最后一筆賠償金……

　　總計達52萬余元的國家賠償款被遞進銀行窗口，換來了一張嶄新的銀行卡。胥敬祥對記者說：“盡管這些錢不能換回我的生活和幸福，但我還算是個幸運的人吧。”

　　在胥敬祥諸多心愿中，有一個最最重要———他要為父母立塊碑。記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