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日子都這么緊,為什么還非要修這個橋?
橋的位置解答了一切疑問。一端橋頭正對沙溪小學,附近有鎮上的中學、醫院、法院及政府機構。騎摩托的沙溪鎮人從沙溪大橋上走,馬上就能到對岸,否則必須走三座橋,會繞30分鐘的路。
這也導致了“政府蓋墻百姓拆”的怪事一再發生。政府在橋頭修建了一堵10多厘米厚的鋼筋混凝土墻,之后男人們不惜搭了梯子,從上面翻過來,還是走危橋。幾年前,大量學生要去學校考試,稍遠的橋都被水淹沒,焦急的人們終于合力把墻打穿了。
當地居民介紹,橋這邊的房價每平方米700元、800元,而對岸房價只有500元、600元。“這個橋要是弄好了,就不存在這些問題。橋通了能給沙溪人民帶來好多發展。”
“沙溪的老百姓都想修這個橋啊,如果修起來,老百姓集資都愿意啊!”李施龍說。
重建大橋?政府財政“困難太大了”
難道一鎮三鄉人民的大橋就只能這樣爛尾下去?
杜福興介紹,1998年,沙溪區委曾請重慶的橋梁工程專家到現場勘查,確定這座橋不能恢復了,但是老百姓不大愿意拆。工程專家初步估計,拆橋、重建一座,共要花費700多萬元。
700萬元!這個天文數字橫在現在沙溪鎮政府面前。他們坦言,“困難太大了”。
“我們逐年爭取,前年上級財政下撥了190多萬元,去年到了110萬左右,共300萬元,準備用于重新建設這座橋,現在都保管在通江縣交通局。但是始終不敢動手開工,這個錢也一直不敢動。因為資金缺口太大,不能做了一半又擺個問題在那里。”杜福興說。
沙溪鎮曾是紅四方面軍的總后勤根據地,留有紅軍烈士陵園。三年前,國家撥款修建了平坦的山區公路。“我們也曾經想把這座橋納入規劃,但是它的資金要求太大,我們爭取幾次,都沒辦法納入進去。”
而且現在指望老百姓再次集資,也成了“不可能”。
“我們這個地方原本就比較窮,過去是沙溪區六個鄉集資,一人20元也能有80萬。2005年,撤區并鄉后只有一個鎮,鎮上只有兩萬人,去年開人代會要求集資,老百姓通不過。”杜福興說。
“其實上面政府也很重視這個事情”。杜副主席介紹,為了方便老百姓過河,在上游一個叫二郎廟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鋼筋水泥橋,由于那里河水較淺,修建花費100萬元,遠小于沙溪大橋的花費。
那么可不可以就此拆掉危橋,不再建?
“那不修又不行啊!”杜副主席說,“因為過往的人很多,沙溪鎮有7000多人在河對岸、上游勝利鄉和并入的梁鳳有接近1萬人,4個鄉鎮約有1.7萬人需要過河。”
老百姓把100萬元修的那座橋叫做“漫水橋”。因為如果進入汛期,山洪暴發,水位上漲幾十米,那座橋就會被淹沒,無法通行。
“要是連續六七天水不退,那老百姓要去醫院、要上學,就一定得走現在的危橋。低水位的橋只能滿足臨時的通行,真正解決問題還是要修這個大橋。”杜副主席說。
他說:“我們這里,在整個四川省來講還是比較困難的,一年本鎮、上級配備的財政收入,共計4000多萬元,但花費要幾億元,只有虧空沒有盈余。”
他介紹,鎮上有1.7萬農業人口、3000個非農人口,但公務員僅有18人。“即使加上農業服務站、水利服務站等事業單位人員,也才40多人,效益工資也還沒到位,工資相當低。”
“有事故,是老百姓自愿要過的”
杜福興坦承這座橋上“摔死過好幾個人”。
“也不攔著嗎?”
“攔了,攔不住啊。”杜福興提到在橋頭設混凝土墻警示阻攔,“但是老百姓不管那么多,拿鉆子打穿了一個洞。再封上,他又要打!”
中國青年報記者問:“那政府就沒有辦法了嗎?”
“沒辦法咯。老百姓有通理的,有不通理的。”杜福興無奈地笑了笑。
他介紹,遇到山洪、下暴雨的時候,政府還會出動安全保衛的人員去把守橋兩邊,防止群眾過橋。
“這樣在兩頭看著,能防止得住嗎?”記者問。
杜副主席承認“很難看得住,就是要過啊,沒辦法啊”,“但是也要看啊。因為老百姓沒有別的路可以走,船也沒辦法放”。
“有人掉下來那怎么辦?”
“掉下來,那政府買單啊。”杜副主席說。
“既然實際上人們一直在通行,能不能考慮先修上護欄?”
“還是不能修護欄。因為專家核實這個橋是危橋,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塌,按理說是不能通行的。設了護欄,就等于政府變相允許老百姓可以過這個橋了,那樣又怕發生不安全的事故。”杜副主席說。
“現在不就已經造成事故了嗎?”中國青年報記者問。
“有事故,那是老百姓自愿,自覺自愿要過的。如果政府圍了護欄,允許群眾大量通行,出了問題,我們擔不起這個責任,不好交待。比如那位騎摩托車出事的村民,其實他完全可以繞路從漫水橋上過,原因不在我們,在他自己愿意圖方便走危橋。所以我們政府只給了他家5000元安葬費。”杜副主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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