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如何搞垮了國民黨？

　　李登輝被迫下臺后，接連以他的名義發表了《亞洲的智略》、《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虎口下的“總統”》等書，詳細介紹了他如何搞垮國民黨、如何推行“兩國論”的全過程。可以說，國民黨失去政權，與李登輝上臺后及接掌國民黨主席后的政策及所作所為有直接關系。

　　蔣經國統治國民黨13年，用過4位搭檔，分別是“副總統”謝東閔、李登輝，“行政院長”孫運璇、俞國華。4人中，用謝，是為貫徹任用臺籍干部政策；用俞，則是安撫對政治改革不滿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蔣經國有意培養接班的則是孫運璇、李登輝。

　　有意思的是，蔣挑中的兩位接班人，孫為工業管理專家，李為農業理論專家。李登輝獲得的學位有臺灣“最高學府”臺灣大學農經系學士和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國獲獎以來一直忙于各種島內外學術活動的李登輝，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務委員”。1978年6月，蔣經國就職“總統”后，又把李登輝調任官場最敏感的臺北市市長，1981年12月調任“臺灣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總統”。從李登輝上臺后的所作所為看，在祖國統一問題上，他令兩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國人痛心。此外，李登輝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上臺之后就開始了削弱國民黨、乃至讓國民黨下臺的陰謀，終于在2000年3月18日的選舉中變成事實，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敗于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之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

　　蔣經國去世后，“副總統”李登輝宣誓就任“第七屆總統”。

　　李登輝在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談話時聲稱：“這之前為止掌握臺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說，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只是來統治臺灣人的一個黨，所以有必要將它變成臺灣人的國民黨。”李登輝在《亞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臺以后的心情如實托出：對于“外來政權”支配臺灣問題，“我早有所感，也決心要加以解決”。原來，身為中國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對給他本人帶來多少政治權力和榮耀的中國國民黨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當人們看到他自1988年以來對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時，國民黨為何在他領導下一衰再衰、一敗再敗，也就不難理解了。

　　堅持要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李登輝，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國大陸福建永定地區，在清代中葉時移民前往臺灣桃園縣龍潭鄉三河村，后定居在臺北縣淡水三芝鄉埔坪村埔頭坑154號。令人遺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國，卻對一個中國原則有著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國的臺灣地區分裂出去。國民黨讓他當上黨主席，他卻一直在進行破壞黨的活動。

　　他是一個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影響的人。李登輝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學校學習，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學學習，正如他在與司馬遼太郎談話時承認的，他“22歲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強烈的“皇民化意識”，表現為：一是接受了軍國主義者瘋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礎上經過時間的歷練變成對中國的敵視；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輝長期在臺灣大學任教，后到美國康乃爾大學留學，1972年6月突然被蔣經國提拔為“政務委員”，以后任臺北市長、臺灣省主席以及1984年2月16日成為“副總統”候選人并當選，可以說他的一切榮耀都是他后來背叛的國民黨給的。

　　代理黨主席之爭

　　李登輝上臺后把目標定在出任黨的主席上。李登輝對時局感到最為擔心的是親蔣勢力。親蔣勢力為阻止黨內和社會上立即出現政治轉向風，有意限制李登輝的權力，阻止其出任黨主席，避免黨權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齡為首的官邸派和親蔣派，準備以歷史上黨政分開的慣例來實現不讓李登輝出任黨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長”俞國華代理國民黨主席。

　　李登輝及親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資歷淺薄、資本不足，沒有本錢搞黨政分開，如果不任黨主席，只是個被架空的“空頭總統”，在沒有建立自己團隊控制國民黨中央的情況下，無權無勢不說，被更換下臺只是時間問題，因此在黨主席問題上決不退讓。雙方準備在決定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問題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齡給李煥送來一封親筆信。信中借元老級中評委陳立夫建議，應該考慮集體領導模式。26日晚，俞國華本人也接到蔣經國的三兒子蔣孝勇的電話，轉達宋美齡的意見，并建議推選黨主席推遲到預定于7月7日召開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進行。一封信一電話，表明蔣家和宋美齡的勢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

　　俞國華立即與主管黨務的李煥進行會商。兩人經過與關鍵的中常委聯系后，取得的共識是按原定計劃，推選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中常委內出現“擁李風”，并非是李登輝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輝的勢力有多大，人們當時只是覺得李登輝沒有過大的危害性，選李也無妨。而宋美齡的干涉，實質助長了“擁李風”。黨內外不滿幾十年的蔣家獨裁，對蔣家勢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頗有你說好我就說壞、你說壞我就說好的對抗心態，宋美齡的活動當然起不到應有的效果。

　　中常會按計劃于1月27日召開。其中，嚴家淦、谷正綱因病請假，宋長志“駐節”巴拿馬，李登輝請假，共有27名中常委與會。上午8點，和往常的中常會一樣，會議正常召開，直到9點，會議因為進行其他議程，推舉代理黨主席案還沒有人提出。此時，有一個人跳了出來，為李登輝勸進，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蔣介石手下服務多年，本人為美國喬治城大學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臺后不久出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以后官職直線上升，1979年出任“新聞局局長”，1984年出任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蔣經國去世前夕轉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是蔣經國挑選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獲蔣經國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見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會上突然請求發言。他身為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在中常會上只有列席權，如果不被點名則不能發言，對于宋楚瑜的唐突行為，與會者感到驚訝，作為會議主席的余紀忠出于禮貌同意宋講話。郝柏村是這樣記述宋楚瑜講話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發言，陳述推黨主席案如不提出，‘對黨、對國傷害一天大過一天’、‘多拖一天，多對不起經國先生一天’，然后憤然退席，留下在場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發言，影響極壞，等于把全體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輝出任代理黨主席的邊緣。結果擁護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成為一邊倒，會議一致同意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舉動，他意識到在李登輝時期已無多大揮灑空間，只有及早劃清與蔣經國的關系，漂洗身上的親蔣味，為迎接“李登輝時期”的到來、為投靠李登輝而創造條件。

　　“代理黨主席之爭”的實質是權力之爭，是失去蔣經國后的蔣家勢力還想卷土重來，控制國民黨。但是，蔣經國信任的親信紛紛背叛而去，無力再戰。師出無名、戰而無將，結果輕而易舉地被蔣經國所挑選的“接班者”李登輝所擊敗。李登輝也趁機打擊自己上臺后的最大威脅——蔣家勢力，使得親蔣勢力失去了主要旗幟。“代理黨主席之爭”，揭開了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后國民黨內政之爭的序幕，也成為李登輝削弱國民黨的第一仗。

　　重組權力核心

　　李登輝抓到“總統”和代理黨主席大權后，開始了鞏固權力與政治清算的斗爭。一是鞏固擁李派的權力，盡快占據權力峰層；二是削弱親蔣派的權力，消除威脅。在這一場實質是國民黨內蔣經國去世后的權力大轉移中，李登輝運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見招拆招，斗而有序，爭而不敗，將親蔣派為主體的非主流派徹底擊潰。

　　臺灣最高權力中心——“總統府”國民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國民黨退據臺灣近40年來面臨重大政治轉折和空前挑戰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次會議。

　　李登輝的重點是如何實現權力中心的大轉移，把權力中心由蔣家陣地轉移到李家陣地。為此，他一是嚴把黨代表關，出席會議的大部分代表必須是切斷蔣家臍帶、能夠支持李登輝的人；二是嚴把中央委員關，李登輝通過對半數中央委員候選人的提名及操控選舉，控制中央委員會的目的已經達到；三是嚴把中常委關，親蔣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換掉，中常會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改組。上述一切，都是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旗幟下進行的。

　　此時，親蔣勢力出現分化。最為關鍵的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倒向李登輝，蔣經國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當倒蔣與擁李的先鋒。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本土化”趨勢十分明顯，首次由本省籍人擔任黨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員超過半數，首次中央委員中本省籍成員超過1/3、由上屆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開始于蔣經國上任之初，當時是為了緩和已經相當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輝的“本土化”，著眼點是把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為了改造“外來政權”，必須以本土勢力來取代外省籍，鞏固權力基礎，同時為推行“兩岸分裂分治”、建立“臺灣中華民國體制”做準備。

　　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后，李登輝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他開始全方位、多層次打壓黨內的所謂非主流派勢力，國民黨內從此不得安寧，臺灣政壇從此不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