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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是臺灣社會解除戒嚴20周年的日子。
“白色恐怖”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病態的黨爭帶來了另一種“政治暴力”。尤其是民進黨上臺以后,執迷于“泛政治”思維,不斷撕裂族群,構造出新的“綠色恐怖”,將臺灣社會拽入另一種病態情境
戒嚴年代,“匪諜”無所不在
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人們都在隱憂中度日,誰都可能隨時被調查、被加罪、被判刑
1988年,臺灣話劇導演賴聲川的《這一夜,誰來說相聲?》在臺北上演,演員李立群模仿小學時參加演講比賽的樣子,搔手弄姿、嗲聲嗲氣的一句“小心,匪諜就在你們中間”引得觀眾哄堂大笑,而笑聲背后是臺灣社會對當時剛剛結束的戒嚴年代的復雜情緒。
就在《這一夜》的前一年的7月15日,時任臺灣當局領導人的蔣經國發布命令,宣布臺灣地區解除自1949年5月起的“戒嚴”狀態。
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
臺灣作家龍應臺曾經這樣回憶那個年代:“是小學五年級,1962年。大家都很喜歡的年輕的數學老師正在講課。教室外樓地板突然響起人聲雜沓,匆忙而緊張。穿著黃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槍,沖了上來。數學老師早已躥出教室,奔向走廊盡頭。孩子們在驚慌中四散。我們趴在四樓的欄桿往下看。……布著黃沙的操場上,數學老師的尸體呈大字型打開,臉往上,剛好和我們對望。那黃沙,看起來那么淡漠,荒涼。那是我第一次聽見‘匪諜’這個詞。然后就聽得多了。哪一個老師開學時突然不見了,沒有人問,也沒有人談。一個每天在身邊的人,突然‘蒸發’了,而大家都假裝它不曾發生。”
那是一個人人自危的年代。國民黨當局延續了在大陸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的高壓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繼續通過情報特務機構推行“白色恐怖”。
藏書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們在有關資料里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兩個典型案例:
王志鵬,一個不識字的馬祖漁民。在1965年7月的一個早上,因為天氣特別清朗,王志鵬說,“今天氣候很好,風向、潮流也不錯,開到大陸很近。”船主聽見了,馬上報告,王志鵬就成了“叛亂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學英語老師,因為思想“左傾”而被監禁17年。據說,罪證之一是他有一本《湯姆歷險記》,作者是馬克·吐溫,和馬克思有關系,都姓“馬”。
其實,今天為人們熟知的作家柏楊、李敖、陳映真,都曾經在戒嚴年代被捕入獄。知識分子、進步青年是當年“白色恐怖”嚴厲打擊的主要對象,他們紛紛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龍應臺引述過一組數據:僅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當局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難人大概有14萬人。龍應臺說,當時所謂的“匪諜”里,真正的共產黨人只是極少數,而大多數是對現狀不滿、心懷理想的知識分子,是有正義感的工人和農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構陷的小市民。在貧窮的年代,臺灣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檢舉“匪諜”的獎賞卻常高達20萬元。
1984年12月,臺灣最后2個政治犯獲得自由。他們坐滿了34年零7個月的“思想監獄”,然后走向陌生的陽光。
“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戒嚴年代,帶給臺灣更多的是壓抑和晦暗的社會緊張情緒。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臺灣新新浪潮電影中反映那個年代的作品里,幾乎都有著類似的陰郁、低沉的影調。
1975年赴美留學的龍應臺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個美國同學知道我來自臺灣就說‘你一定很會游泳?海泳?’我愣住了,覺得他問得很奇怪。我不會游泳,而且,臺灣不會游泳的人很多,甚至在南部漁村生活的十年中,也很少見到村人在海里游泳。”
后來,龍應臺想明白了:“在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里,臺灣的海岸線不是海岸線而是警戒線。從14歲到23歲我住在一個漁村,當孩子們三五成群到海灘上去撒野的時候,總有荷槍的士兵來驅趕,槍上有亮晶晶的刺刀。晚上,海灘更是禁區,因為‘共產黨的蛙人會摸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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