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沒有自制力的臺灣媒體,不但讓國際社會今后更不敢輕易跟臺灣當局打交道,深恐不知何時會被背后插上一刀,同時也間接地讓臺灣陷入更加艱難的國際處境。
由藍轉綠后的政黨惡斗
自臺大畢業后返國在教育界服務的我,因跟大學同班同學繼續交往,并于1991年結婚,所以其間仍經常因探親或參加學術活動而返臺。由于在臺灣結識許多師長好友,加上曾任職《中國時報》的臺灣妻子也有不少親友故舊,所以每次到臺灣總是餐聚不斷。在與當地親友把酒言歡之間,總會聊起近20年來由藍轉綠,詭譎多變的臺灣政經局勢。
臺灣人在國外所面對的種種問題和不便,我也能切身體會。例如1994年我們在英倫求學時,打算到歐洲旅行,當時預計經過荷蘭、德國、波蘭、俄國、芬蘭、瑞典、丹麥等七國,持新加坡護照的我只須申請俄國簽證,而我的太太卻得一一申請七國簽證。
外在壓力助長臺灣“本土意識”發展的勢頭。1996年,以“經營大臺灣”為主軸的李登輝順利地當選成為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過后便開始采取“戒急用忍”的大陸政策,阻擾延緩兩岸交流的速度。
在2000年,號稱“臺灣之子”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打倒代表“外省人政權”的國民黨候選人連戰入主“總統府”,可說是臺灣“本土意識”發展的巔峰時期。
民進黨近年來因陳水扁周圍親信深陷貪腐弊案而支持率受挫,許多當初支持改革的臺灣民眾對此感到高度失望甚至引以為恥。
在蔣經國時代,臺灣社會雖然政治環境嚴峻,但全民上下全力拼經濟,臺灣商人操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到全球各地尋找貿易商機。自李登輝主政后至今的臺灣政局,卻呈現“政治熱、經濟冷”的相反處境。
由于臺灣年年都有大大小小的選舉,臺灣人茶余飯后的話題經常圍繞在競選的政治議題上。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引起爭執的事件,也時有所聞。
激烈的政治改革讓人民爭取到民主自由的發言權后,未必保證就能出現有效率、廉能及專業的政府領導團隊。臺灣從當年國民黨獨大的1980年代進入21世紀的藍綠對決,傾向獨立的泛綠選民與傾向統一的泛藍選民,在歷次選舉中呈現五五波的拉鋸戰,讓島內的執政者與反對黨主導的“立法院”呈現激烈的對抗狀態。許多重大法案不但無法推動,貪腐弊案卻不斷爆發。
根據今年1月臺灣《天下》雜志剛出爐的調查顯示,許多中產階級的共同心聲是,臺灣的政黨政治淪為負面競爭,都在比爛。高達五成的民眾認為,當前臺灣最大的危機是“政黨惡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次有43.3%的民眾認為“經濟發展遲緩、貧富差距拉大”是臺灣最大危機。
事實上,相對于1997年金融危機后復蘇的亞洲,臺灣因為政黨的惡斗內耗,近年來國際競爭力逐漸下滑,在全球化、區域化的經濟產業價值鏈中一一被競爭對手排擠、取代。
臺灣執政黨與民意脫軌
陳水扁發表2007年元旦獻詞時指出:兩岸政策只有“臺灣優先”路線,只有臺灣“主體意識”路線,還特別強調:兩岸經貿政策沒有所謂的“蘇修路線”(指臺灣“行政院長”蘇貞昌近期推出的擴大“小三通”適用對象,開放8寸晶圓廠登陸等務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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