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笑)從我父親的副官，故事聽得多了。《孽子》是《臺北人》的延續，我寫的大部分是被大歷史篩選了到臺灣來的這群人，他們的命運完全不能掌握。他們各種很特殊的心態，我可以理解。
齊姊，我寫的時候，完全沒任何象征寓意，現在回頭看，怪了，好像在講臺灣的命運一樣：最底層的臺灣人的悲情、外省人的悲哀，結合起來的一本小說。
齊：這中間有些道理，你才20多歲，為什么寫得出來？你們知道為什么嗎？因為《現代文學》催稿！
你命好，歐陽子(以評論白的小說聞名)跟你有同樣的思想高度，她看得懂，很快就能解釋故事里沒有呈現的事，她把你說不了的話都說了。
《臺北人》能被一般人接受很重要，對來臺灣的這些外省人，《臺北人》是個發言。先勇，你《臺北人》出得是時候，到現在有30年的好日子，而且有許多人研究，我相信會流傳。“流傳”很重要！
白：所以選本很要緊。如果沒有《昭明文選》、《唐詩三百首》，很多古典文學經典就很難流傳下來。齊先生，你曾編的《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也很重要。
齊先生對臺灣文學的愛惜、呵護的心情，很少人有了。她看文學的開放性，一方面當然是她的人生觀、西洋文學理論的訓練，還有她對臺灣文學的“不了情”！臺灣文學在當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浮起來，有如一線香火。
齊：會稱為《中國現代文學選集》，是因為當時的時空環境。公立編譯館推出英譯本，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發行，從1975到1992年，是美國大學了解臺灣文學的重要素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王德威與我主編的臺灣文學系列20本小說等，希望將來海外后代尋根時，是可以找到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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