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皆知，侯寬仁起訴馬英九的理由是：特別費是“公款”，且應“全部用于公務”。臺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但是，同樣一個侯寬仁，于不起訴謝長廷及蘇貞昌之后表示：在謝蘇的“特別費帳戶里”，“支出多于收入”，所以“不必管特別費是什么性質”(按，亦即不論特別費是否“公款”)，都不必再逐筆逐項細查細究，也都沒有貪污的問題。

　　侯寬仁說，本案中沒有查到“贓物”，也就“不必管什么叫做贓物”。這意思是說，不必再論特別費究竟是“實質補貼”或是“公款”了。但是，既然“不必管什么是贓物”，如何查贓？

　　社論指出，侯寬仁的說法漏洞百出。因為，馬案起訴的主要理由是認定“特別費是公款”，且應“全部用于公務”；但侯寬仁等怎可只因謝蘇的特別費帳戶“支出多于收入”，即未再逐筆逐項核對支出與“公務”是否有關，而徑自認定其“全部用于公務”？在謝蘇案中，侯寬仁等其實是根本“沒有查贓”，而不是“沒查到贓”；因為，只憑“支出多于收入”的理由，無論如何皆不能獲致“全部用于公務”的結論。

　　就馬案論馬案，至少侯寬仁的偵辦邏輯是自具自足的：首先建立了“特別費是公款”的前提，且否定了“大水庫”，所以逐筆逐項查究馬英九及其整個家庭的全部金錢收支，再判斷“特別費帳戶”是否“全部用于公務”。

　　社論指出，但是，在謝蘇案中，侯寬仁等僅因“支出多于收入”即未再逐筆逐項細究，形同拋棄了“特別費是公款”的前提；因為，既是“公款”，卻未逐筆逐項細究，如何證實“全部用于公務”？又如何查得到“贓”？

　　謝蘇在市長或縣長任內，特別費“領據結報”(不需發(fā)票)的一半皆直接匯入私人帳戶(與馬英九一樣)，但侯寬仁等以謝蘇帳戶“支出多于收入”，且采“大水庫理論”，即未再逐筆逐項細究；至謝蘇轉任“行政院長”或“總統(tǒng)府秘書長”，改以現金支領，侯寬仁等又說“委實無法追查其金錢流向及用途”。至于謝蘇特別費“憑證結報”(需要發(fā)票)的一半，侯寬仁等一方面認定均系“公務支出”，另一方面又稱為“保護隱私”而拒不公布細目。不僅如此，侯寬仁等又以“被告無須自證己罪原則”，一句話就免除了謝蘇自辯無罪的責任。

　　倘若以此與馬案對照，則何以馬案不采“大水庫理論”？何以馬案必須逐項逐筆清查？又難道臺灣制度對“匯入帳戶”或“支領現金”竟然課以不同的法律責任？又何以馬英九的“公務支出”即不受“隱私保護”而予全盤公布？更何以馬英九竟被褫奪了“被告無須自證己罪原則”？

　　社論表示，這一切的雙重標準，這一切的政治操作，其主要根源皆因侯寬仁在馬案中將特別費認定為“公款”，且“應全部用于公務”；但在謝蘇案中，他卻公然拋棄了此一前提，竟稱“不必管什么是贓物”，且既未細查相關金錢的流向及用途，則自然不知是否“全部用于公務”，以致未能追究謝蘇案的真相。

　　侯寬仁等在謝蘇案中未對“特別費”不需發(fā)票的一半究竟屬“實質補貼”或“公款”作出認定，顯已失職；如今竟然以“不必管特別費是什么性質”(即不問其是否公款，及是否全部用于公務)，來為謝蘇開脫，這更是公然的政治操作。

　　社論指出，其實，特偵組偵辦謝蘇案，亦明明知道已陷于雙重標準；然竟辯稱馬案是“查黑中心”偵辦，謝蘇案則是“特偵組”偵辦，標準自有不同。但是，同樣一個侯寬仁，在查黑中心辦馬案時認定“特別費是公款，應全部用于公務”；但到了特偵組辦謝蘇案，竟然成了“不問特別費的性質，查不到流向與用途，被告無須自證己罪”。試問：連侯寬仁自身都不能“一體”，如何“檢察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