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耶魯大學念書時,博士論文有兩位指導教授,其中一位是余英時先生。余先生那時已名滿天下,望重士林。他有一次寫了一篇長文,討論中國古代的價值觀問題,結果在臺灣的《中國時報》上一天刊完全文。這是前所未有的尊重規格。我為此事向他致意時,他謙稱,“這實在是名過其實了!”
學者受到媒體的肯定,并非只是個人獲得虛名,而是他的學問有益于世道人心,這當然值得額手稱慶了。他是指導教授,每周指定我要閱讀專書與論文,我則固定每周一小時向老師報告學習心得。我在作報告時,余先生只是靜聽,有時眼望天花板,有時清理他的煙斗。每當我講到自己的看法或者表達不太有把握的意見時,他就會轉頭看一眼,意思好像在說:“真的是如此嗎?”
被他如此一望,不免有些心虛,我就立即再加補充說明,不然就停頓一下,靜聽老師的指示。我的報告時間最多半小時,剩下的半小時就開始聊天了。不管聊到任何題材,余先生都會旁征博引,展現歷史學者的博學多聞,讓我頗“望洋興嘆”。即使聊到現實生活的題材,他也能侃侃而談,說出許多通透的道理。
我在寫完博士論文后,終于忍不住請教余先生:“為何能夠如此博學?有沒有什么秘訣?”
他說:“有的。我從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晚上臨睡前,我都要自問:‘今天又過去了,我今天有沒有學到新東西?’如果答案是有,我才上床睡覺;如果答案是沒有,那么我就到書房去,隨便取一本書翻閱,一定要確定自己學到了一點新東西,我才愿意去睡覺。”
只要養成這樣的習慣,再持之以恒,那么30多年下來,自然擁有豐富的學識了。余先生的成功秘訣即在于此。然而,恒心正是一般人最缺乏的。如果沒有明確的動機,又怎能產生奮斗的動力呢?談到動機,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子口中的“古”應該是指周初及以前,當時的學者所考慮的是:學習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命。到了孔子的時代,學者所想的是成名得利,取得官職與俸祿。再往下兩千多年,到了今日,學術分工日趨細密,絕大多數學者的專業知識完全與自己的“生命處境”沒有任何關聯了。
因此,即使是專業學者,也需要重新找到學習的動機,亦即學者是為了增益自己的生命價值,讓自己在“好學、深思、力行”的良性循環中,不斷感受心靈成長的喜悅,這對自己與對周遭的親人朋友,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余先生的方法或許是受到子夏的啟發。在 《論語》中,子夏認為“好學”就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意思是: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每月不要忘記自己所已知的。明末大儒顧炎武寫 《日知錄》,他的書名也是取自此語。由此可見大家心同理同,都想把握每一天,而不愿稍有松懈。
我自耶魯歸來之后,常常想到余先生的教誨,也總是提醒自己要每天學習一點新東西。匆匆20多年過去了,我未能完全做到這樣的要求,實在不免愧對老師。(傅佩榮 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著名國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