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沒說要放棄聯賽。聯賽水平高低直接影響到國家隊成績,我提出聯賽實行企業化管理,也是為了提高中國足球聯賽水平,只不過足管中心要淡化自身在聯賽中的干預行為。”韋迪今晚在電話里告訴記者,“這是中國足球謀求進步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南非考察完世界杯之后,足管中心主任韋迪上周末召集所有中國足協成員前往位于秦皇島的中國足球學校開會。據韋迪介紹,會議的氣氛并不輕松,“因為討論的都是比較實質性的問題,可能有些人對我講的還有些不同意見,這也是正常的,對工作問題,大家有意見可以開誠布公地討論。”
對于在一個賽季中投入數千萬元征戰中超的各家職業俱樂部來說,他們最關心的莫過于聯賽環境的公平和公正。
“我先看了媒體的報道,覺得韋迪‘放棄聯賽’簡直是無稽之談,后來聽了工作人員的介紹,才知道韋迪不是要‘放棄聯賽’,而是要‘管辦分離’。我對這個態度是支持的。但中國足協喊‘管辦分離’已經10年了,卻還在靠一個中超公司支撐著。這個公司的前任領導出了什么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中國足協如何實現‘管辦分離’,這應該是分不開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俱樂部當家人說,“前些年國安罷賽,俱樂部和足協談判,都是希望足協能規范聯賽。但聯賽不是包給一個公司運作就萬事大吉了,如果這個公司沒有官方的背景,我們大家能不能達成一致都不好說。”
這位俱樂部負責人對于在足球領域落實“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并不樂觀。他認為,中國足球聯賽是一個經過了近20年特殊體制侵蝕的怪胎,絕不是僅靠一個聯賽管理公司就能扭轉運營模式那么簡單。
“國外確實是足協組織監管部門和負責裁判,但國外很多聯賽俱樂部的性質都是股份制公司,由董事會做決定。咱們中超聯賽的俱樂部性質都不一樣,雖然也都有董事會,但國企和民企完全不一樣,有的董事還是由地方體育局的人兼任著,運營公司管得了地方體育局嗎?”
據記者了解,地方體育局與當地職業足球俱樂部的合作,集中在青少年球員培養和俱樂部梯隊建設方面的交叉部分,一旦中超聯賽管理運營商無法兼顧地方體育局利益,新體制的建立將面臨巨大障礙。
“這件事肯定會遇到阻力,但我們不能因為困難就遵循守舊,用全新的職業足球聯賽管理公司來規范目前的中超公司,已勢在必行,下個賽季我們就要做這件事,刻不容緩。”韋迪說,“我們現在已經請了一些法律專家來對中超聯賽進行風險評估,對于管辦分離和政企分開是要堅決執行的。”
在中國足協對新賽季聯賽的改革設想中,足管中心官員不能在運營公司中擔任領導職務并領取薪水,“要靠制度來管理聯賽,以前足協自己辦聯賽,自己踢聯賽,自己管聯賽,所以出了很多問題,現在就要推翻那種不合理的制度”,韋迪說。
“我相信韋迪不為私利全心要搞好中國足球,所以只要新賽季的政策符合中國足球的利益,符合大多數俱樂部的利益,我們都會支持。”北京國安俱樂部總經理高潮說,“但從現在我從各種媒體上得到的消息看,足協還沒有和俱樂部正式談聯賽企業化的事。”
“中超俱樂部反饋的意見將對聯賽改革起決定作用,大約在這個賽季末期,我們就要和各家俱樂部探討改革進程。如果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中國足球的進步,為了中超聯賽的規范,那么我相信俱樂部和足協之間就不會有根本性的分歧。”韋迪說,“如果我們不聽取俱樂部的意見,直接下發通知,那就和過去的官本位管理沒有任何區別。我們聘請職業經理人來運作聯賽,主要原因也是為了脫離官辦色彩。”
按照韋迪的想法,“職業經理人”的引進將是中超聯賽“企業化經營”的最重砝碼,“中超聯賽至少要前進一大步”。
韋迪向記者強調,下賽季中超聯賽的“職業經理人”一定會“公開招聘”,“所謂職業經理人,他要有優秀的專業資質,有大型企業管理經驗,有龐大的高端客戶資源,如果國內有符合這樣條件的職業經理人來應聘并且適合這個工作崗位的話,那么我們就沒必要非得請一個國外的專家來任職。”
但即便是稱職的職業經理人能夠不憑官方背景而平衡各家職業俱樂部之間關系,仍然由足管中心全權負責的“裁判制度”也是聯賽新制的隱患之一。
“裁判的補助是中心發還是公司發,這可不一樣,我看報道上說裁判還是由中心來派,這個估計有點問題。”有俱樂部工作人員對此表示不解,“既然足協就負責監管,那應該把裁判也交出來,公司覺得這個裁判行就用,覺得不行就不用,要不然還會有官哨的說法。其實,我們也不愿意裁判有問題,但這個賽季裁判的問題還是不少,我們也沒辦法。”
“裁判涉及到監管的問題。我們會盡快作出最后的《準入標準》和《監管辦法》,這個已經改過十多遍了。另外,我們還會和俱樂部一起做好企業文化建設,給俱樂部提供專業性的幫助。”韋迪說,“裁判問題比較敏感,所以我們更要謹慎對待。足管中心的任務一是搭建聯賽平臺,二是提供規則規范,三是實行監管,這些都會在《監管辦法》出臺以后提到。”郭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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