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亞運：一個有公民影子的運動會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媒體強勢背后，廣州存在著一個比其他城市更為強大的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他們從一開始就主動地介入到政府關于亞運會的種種決策過程中，通過人大、政協，通過媒體，通過居民的行動，參與這場盛會。

　　文/秋風

　　從籌備時起，亞運會就與中國曾經舉辦過的其他大型國際性運動會，及其他領域的重要展會大大地不同。

　　比如，對于籌備工作，廣州媒體不只是報道建設的偉大成就，而是提出了不少批評意見。場館建設對民眾產生負面影響，媒體也如實報道。這樣的情形是其他主辦城市所不曾有過的。

　　廣州之所以在媒體報道上如此開放，固然是因為廣州本身就有一個強大而優良的媒體傳統，但也是因為，作為亞運會組委會之主體的廣州市政府從一開始，就對亞運會有一個比較低調的定位，運動會只是個運動會，讓運動會服務于城市的正常生活，而不是讓運動會反過來支配城市。然則，廣州市政府為什么會這樣明智？

　　過去十幾年來，運動會及其他領域的重要國際性展會，被各地政府當做重要的標志性活動來爭相舉辦。很多城市爭取不到有影響力的活動的主辦權，就自己生造出各種概念，舉辦各種山寨版的活動。主辦政府傾向于讓這些活動規模最大化，如此一來，可以提高城市的國際形象。這樣的國際形象，在城市政府眼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意義。另外，讓活動規模最大化，政府也可以借此擴大征地規模，增加投資規模，實現土地收益的最大化。

　　由于上述種種考慮，主辦政府傾向于以一種非常規的心態來對待這些活動。這個時候，固有的人力與資源的集中動員機制就會被啟動：政府撥出充裕的資金，進行最為奢華的基礎設施建設，場館建設求新、求大、求洋。所有政府部門圍繞這個活動，為此甚至不惜暫時擱置各部門的日常工作。政府在征地、施工建設過程中，也可能罔顧民眾的權益，政府要求民眾為了這個宏大的目標作出犧牲。

　　這樣的集中動員機制確實可以生產出一個接一個驚奇：新、大、洋的場館令人乍舌，各種宏大的演出場面令人震撼，整個活動讓人產生足夠羨慕感，甚至可能產生一定利潤。而這些威望、榮譽、利益，也正是主辦政府所追求的目標。

　　主辦政府能夠收獲這些威望、榮譽、利益，當然也不錯。問題在于，任何威望、榮譽、利益之取得，都是有代價的。而在集中動員機制下，這些代價通常會被轉移給普通民眾。同時，在集中動員機制下，這些收益的分配通常是不均衡的。具體地說，在短期收益與長期收益之間，向短期收益傾向。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收益向政府傾斜。在民眾中間，則可能向有權有勢者傾向。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政府投入到運動會的所有資源其實都出自民眾，而過分追求奢華、卻交通不便的場館，在運動會結束之后就可能歸于無用。又比如，政府只追求運動會在當時所產生的轟動效應，而忽略城市從中本來應當得到的長遠的體育、文化效應。

　　之所以出現這種收益的失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型活動的籌備完全是政府主導的，而政府又十分強勢：在預算安排、場館規劃、交通道路建設、配套設施等方面，都是政府說了算。在此過程中，公眾幾乎無從參與，表達意見。

　　而面對這樣的大型活動，公眾與政府的思考視野其實是大不相同的。從事物的性質來看，政府的視野肯定是比較短暫的，尤其是在官員任期越來越短的情況下，他們會致力于追求短暫的轟動效應，為此，寧愿讓大型活動壓倒城市的日常生活。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傾向于使用集中動員機制。為了這個短暫的轟動效應，甚至可以下令讓市民的日常生活停頓。

　　相反，公眾的視野是長遠的。畢竟，他們長遠地生活在這個城市，他們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也關心這個城市在運動會之后的未來。對他們來說，大型活動固然也可以帶來風光，但即便在大型活動期間，日常生活還要繼續。他們也會希望，在大型活動之后，用自己的稅款修建的那些設施能夠被大家便利地使用。因此，公眾必然傾向于讓大型活動服從于城市的結構、節奏。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廣州亞運會與眾不同。其實，在媒體強勢背后，廣州存在著一個比其他城市更為強大的市民社會、公民社會。他們從一開始就主動地介入到政府關于亞運會的種種決策過程中，通過人大、政協，通過媒體，通過居民的行動參與這場盛會。

　　因而，亞運會的決策，就在政府主導之外，部分地容納了公眾的意見。亞運會的運轉，就不只是傳統的集中動員機制在驅動，人們還可以看到公民社會的一些影子。正是這個尚不是很清晰的影子，讓亞運會低調、務實了許多，讓城市和它的傳統更為親和，讓城市正常生活的負面影響也受到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