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球場上,沒有集體性的國罵場面。除了延續中國的“傳統”之外,在那個“斷裂”時代,眾多下崗的工人、愁鹽米的主婦、賺不到錢的老板、工資只出不進的職員,有著足夠多的心理壓力,需要釋放到球場上。于是,帶著京腔的國罵聲開始“紅遍全國”,甚至威脅試圖成為文明賽場的北京奧運會。
兩種聲音,正在北京的賽場上較勁。
一種是突然爆發的、帶著京腔的國罵聲;另一種是一支“綠色狂飆文明啦啦隊”的助威聲。
“我們要用文明口號蓋過國罵。”啦啦隊所屬的北京球迷協會理事霍星說。
當“監督員”在北京街頭拉起繩子提醒市民排隊、天安門廣場上啟動“治理亂吐亂扔”行動時,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奧組委執行副主席劉敬民表示:國罵“不能發生在2008年奧運會上”,因為“鏡頭會把北京的形象送到世界幾十億觀眾面前”。
拒絕國罵行動
世界的鏡頭還未聚焦北京,警方的鏡頭已瞄準賽場。
2007年10月4日,中超聯賽第26輪,北京國安主場對陣長春亞泰。因此賽事關國安奪冠,豐臺體育中心過萬張門票2天前售罄。“這是12年來北京最火爆的一場球賽”,警方稱,他們派出的安保創下三百多人的紀錄。
人數眾多的警方將“防止和杜絕球場集體京罵”作為當天的主要任務,每個看臺下方都有一名手持攝像機的警察守衛,球迷的京罵、放煙火等行為均會被攝像機記錄下來,作為處理“滋事人員”的證據。
今年3月,中央文明辦推出“拒絕國罵”活動。之后,警方在球場上已多次采用這種方式監督球迷,嚴厲的處罰等待肇事者——7月25日,球迷組織“京罵聯盟”被警方解散。在國安隊早先的兩場比賽中,這個球迷組織幾十名成員舉著“國安必勝”、“JM(京罵簡稱)聯盟”和“歡迎來到地獄”三面大旗,齊爆國罵。
“我們的罵聲能帶動整個看臺。”組織主要聯絡人郝某說。他認為:他們通常在裁判有誤或客隊球員犯規的情況下才會罵,有時國罵還是“一種很好的助威方式”。
這個20歲的無業青年,被以“擾亂大型群眾性活動秩序”之名處以行政拘留7天,警方還限制他一年內不準進入國安主場看球。“這是球迷第一次因在球場上開罵受到處罰。”北京球迷協會會長王文說。之后的幾場比賽,罵聲少了。
9月,又有一名網友召集球迷參與賽場國罵,同樣受到一年內禁止觀賽的處罰。10月1日,處罰這位網友和京罵聯盟所依據的《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治安管理辦法》廢止,同日實施由國務院頒布的《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馬維亞表示:原來的辦法,只針對公安機關在大型活動的監管工作提出了要求,現在的條例,增加了承辦者和政府的監管職能,和對觀眾的法律制約力。
宣泄·叛逆·狂歡·群體歸屬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體育文化中心主任金汕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源自北京下層文化的國罵,現在全國流行,迎合了現代人壓力大、尋求宣泄的心理需求。
對此觀點舉雙手贊同的女球迷郭子,供職于一家時尚類媒體。平時絕不說臟話的她,一進球場,就能扯開了嗓子大罵。“賽場外不能做的事,在這里我都做了,特別痛快。”她說。
如果遇到裁判吹黑哨,憤怒的球迷喊過幾聲“黑哨”后,往往就變成了整齊的國罵。“裁判不厚道,我們當然也不厚道。”中學時代熟讀王朔的郭子,認為這種以惡抗惡的痞子式邏輯至少適用球場。
王朔,這個小說產量驚人,但一開口就語驚四方的文壇異類,從不避稱自己是流氓、痞子。文化學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書中提出“王朔主義”,他認為構成王朔主義的三大要素之一為“大雜院出身街痞的油滑貧嘴”。
而另一個文壇異類王小波,辱罵在他的小說中也時常可見。他的辱罵有著接近叛逆的含義,批評家崔衛平用“狂歡”一詞來指稱。崔衛平認為:王小波的小說是“用現代漢語寫作的狂歡體小說”,而“狂歡……是對日常生活的逃離……打破來自觀念的和來自身份、地位、階級關系的各種等級制度”。
魯迅,在雜文《論他媽的》中,指出國罵的另一項含義:一對父子守著飯菜互相勸吃,每個人一開口先來句“媽的”,“簡直醇化為‘我的親愛的’意思了”。
而對京罵聯盟這樣的組織,成員年紀都不過20歲上下,尚談不上“文化傳承”。《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考菲爾德,和他們正年紀相仿。這個美國現代小說中最出名的叛逆者形象,以滿嘴的污言穢語攻擊他所痛恨的成年人世界——在那個世界,他的哥哥只愛綠色的美洲豹跑車,老師整天說些無聊話。他立志在麥田邊,守護隨時可能跌下懸崖的孩子(純潔心靈)。謾罵,成為他對抗成人世界的武器。
郭子說,當球迷對著主隊喊“xx,NB”時,似乎也是相同的意思。“罵得時候,也沒覺得這些是臟話,就感覺自己是球迷中的一員,情緒和眾人一同起伏。這背后,其實是群體歸屬感作祟。”
在辦公室里,還能找到相似的情景。一家創意企業的職員吳先生,對見到他們就喜歡來兩句國罵的老板很有親切感,“他像個哥們,沒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當然,吳先生和同事都知道,和公司高層開會時,老板是從來不說粗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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