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期,好些球星都開始了續約談判,而談判的最大目標就是新合同的薪水問題。球員想大幅度提高,俱樂部想盡量往下壓。實際上,在歐洲足壇薪水普漲的今天,俱樂部根本無力阻擋球員的漲薪狂潮,保住球員就保住了成績,就保住了市場和收益。只是越來越高的薪水已經讓俱樂部不堪重負,猶如錦衣臨深淵,看上去很光鮮,一不小心掉下去,一樣是爛泥一堆。因此,關于限薪的呼聲,已經成為歐洲大小俱樂部的共同訴求。
C羅續約 周薪12萬
【現狀】 當費迪南德向曼聯索要10萬英鎊周薪時,紅魔球迷臭罵他是貪得無厭的“猶大”,如今呢?據英國媒體報道,曼聯將在本周跟小小羅完成續約,而紅魔為他開出的天價合同周薪達到了12萬英鎊,合約期限5年,總計將達到3000萬英鎊之巨。這不但是目前隊內的第一高薪,小羅將也是曼聯歷史上收入最高的球員。與此同時,切爾西與隊長特里的續約談判陷入僵局。特里向俱樂部索要一份周薪13萬英鎊的合同,而且必須加入一項特殊條款:在35歲前,特里都要在切爾西的頂薪行列中,這意味著如果以后某個球員的周薪超過13萬,特里的薪水也要自動跟著漲。這顯然讓切爾西難以接受。
事實上,不僅特里、蘭帕德、羅納爾迪尼奧、迪達、埃辛等一大批球員,都在這段時間內續約或面臨續約,而漲薪水,無一例外成為這些球員的共同要求。在球員及其經紀人的推動下,高薪肥皂泡已經越吹越大。
球員工資是什么概念?按照上個世紀80年代鼎盛時期的利物浦球員尼科爾的說法,“只要維持生計即可,我們需要的只是比賽,當時利物浦的球衣就意味著一切,而我們的收入就和港口工人差不多。”如今還有誰會把球員和港口工人聯系在一起嗎?
“在大多數人眼中,球員就是一夜暴富的象征。”《太陽報》有感而發,并不惜為讀者帶來源源不斷的“暴發戶傳奇”。貝克漢姆出生在一個有酗酒父親的離異家庭,羅納爾多坦言自己若非踢球只能是街頭流氓,而足球史上兩大球王:貝利和馬拉多納無一不是出生在貧困家庭……跨入職業足壇,尤其是進入歐洲五大聯賽,意味著這些昔日只能靠洗車和擦皮鞋度日的人一夜之間———至少是在收入上———邁進了中、高產階級行列。
一旦球員成長為球星,甚至成為豪門俱樂部的當家球星之后,他們手中就握有了最大資本可以向老板索要更高的薪金。“給或不給”的問題后面是“走或留”的回答,一紙收入豐厚的合同很容易在球員的威脅和經紀人的貪婪下誕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拜金主義橫行足壇,但并非所有人都甘愿淪為金錢的奴隸,終究還是有馬爾蒂尼、皮耶羅這樣的忠臣。可惜他們只是孤獨的衛道者,足壇已是拜金的足壇,高薪肥皂泡已經越吹越大。
后博斯曼時代來臨
【案例】 1995年12月15日,一個叫博斯曼的比利時球員在忍受了5年的指責和嘲笑,遭遇過離異的打擊,經歷了窮得吃救濟的歲月后,終于等來了公正降臨的一刻。歐洲法院判決博斯曼指控歐足聯勝訴,雖然后者僅獲得區區42萬歐元賠償,然而一項對歐洲足壇甚至是全世界足球運動影響至深的法案卻由此誕生———博斯曼法案。
可以很肯定的說,博斯曼法案頒布的第一個十年里,其積極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歐盟球員再不受歐盟各國聯賽的外籍球員限制,足球的全球化算是從此邁出了第一步;其次球員與俱樂部的關系日趨平等,合同再無法成為綁住球員的賣身契。正如法國《隊報》所言,“足足5年的官司,博斯曼用個人的窮困潦倒,終于舍身換來了全歐洲球員的解放。”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歷史的車輪剛剛邁入第二個十年,“博斯曼法案”的瑕疵逐漸出現在足球人的放大鏡下。
由于再也無法用一份合同終生綁住球員,俱樂部在與隊中核心球員續約時,往往祭出“高薪留人”這一殺手锏,而且屢試不爽。而由此造成的負面影響愈發明顯:大俱樂部能開出更高的薪水,就能得到更好的球星;小俱樂部無法承擔高薪,只得眼睜睜看著人才流失。富聯賽如英超、意甲和西甲,成為球星的樂園,財富的盆地;窮聯賽如德甲、法甲根本無法留住球星。貧富差距的拉大同時出現在俱樂部之間和聯賽之間。從此,俱樂部和球員之間進入賣方市場,它讓球員地位空前顯赫,也讓俱樂部的角色空前卑微。
第二個十年,“博斯曼法案”帶給人們的浮華已退去殆盡,這項曾經被譽為“足球史上最偉大革命之一”的法案如今更加真實地將一個問題拋了出來:后博斯曼時代已經來臨,足球將何去何從?
殺雞取卵到何時
【白描】 “你每天只要吃三頓飯,睡一張床———要那么多錢干嘛?”溫格當時如此拒絕阿內爾卡的漲薪要求。弗格森也無比懷念1999年的三冠王時代,“那時連貝克漢姆都只有3萬英鎊的周薪,如今3萬英鎊連好一些的替補球員都沒法接受。”英超兩位名帥的怨言折射出,即便是在最富裕的英超,俱樂部也對球員的高薪叫苦不迭。
進入2007年,《太陽報》曾發起名為“給足球降價”的活動,原因在于英超球票價格之高已超過了普通球迷的承受能力,當這一活動首先選擇了英超最富有的俱樂部切爾西時,切爾西CEO凱尼恩干脆利落的回答:“降價不可能,我們需要支付球員們的巨額薪水。”
面對越來越高的球員薪水,英超俱樂部統一采用球票漲價的策略,如本賽季曼聯就將主場票價整體提高了10%。雖然英國經濟學家曾計算出英超最合理的平均票價為6英鎊,但英超目前最便宜的球票———維甘競技的最低門票也達到了12英鎊。在切爾西與曼聯的比賽前,網上的球票已經炒到了400鎊一張!“如果你打算換一種方式花掉這筆錢,那你就可以在牛津街的時裝店為愛妻買下一件頂級的晚禮服,再和她在泰晤士河邊最好的餐廳美美地享受一頓大餐,最后還會有足夠的零錢讓你在尤斯頓火車站的酒吧要上一大杯絕妙的手釀扎啤,然后再登上回家的列車。”《每日鏡報》算的賬足以說明400鎊的票價有多高。那么抬高票價能否解決俱樂部的經濟壓力呢?以切爾西為例,即便他們將主場票價從最低35英鎊提高到最低40英鎊,一個賽季最多增加收入400萬英鎊,這甚至不夠支付舍瓦一個人的年薪。而票價太高帶來的上座率下降等負面因素,遠比通過提高票價增收本身影響更大。
西班牙的情況更是難堪。由于俱樂部大多采用會員制,主席幾乎完全不用考慮盈利問題,所以皇馬敢在連續三個賽季顆粒無收的情況下仍開出6393萬的薪金總額,巴薩才敢向小羅承諾冠絕歐洲足壇的1000萬美元年薪。當俱樂部經營舉步維艱的情況下,西甲球員的收入非但沒有減少,反倒成為官僚留住大牌球星,以博取政治資本的籌碼。
而意甲的高額薪金則大多由后臺老板承受,正如澤曼所言:“意甲球隊說到底不過是富豪的玩偶。”對于莫拉蒂和貝魯斯科尼這樣富可敵國的人來說,為球員開薪水自然不在話下。然而對于大多數意甲中小俱樂部而言,高薪與噩夢無二,佛羅倫薩、帕爾馬無不深受其害,已經到了要為支付球員薪水而負債,甚至是破產的地步。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