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國家公安部的部署和直接指揮下,全國范圍內的打擊賭球、假球的行動逐步升級,從沈陽波及到四川、陜西、廈門、武漢、青島、廣州和深圳等全國數個省、市,刑事拘留和協助調查的人員已超過百人……
一場國內史無前例的打擊賭球、假球的“雷霆行動”迅猛刮起。
記者通過獨家采訪眾多圈內知情人士獲悉,在黨和國家領導人近期相繼針對中國足球講話后,此次由沈陽開始的抓賭,只是國家嚴打足壇毒瘤、肅清足壇環境的開始。國家已經下了很大決心,并由公安部直接指揮辦案,避免“走后門”、“說人情”,哪怕傷筋動骨也在所不惜……
2002年國足從世界杯小組賽出局后,袁偉民接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個重要電話:如果體育主管覺得權力范圍有限,鏟除中國足球毒瘤的問題可以交給其他部門 。
2006年,公安部獲得一份中國足球內部參與賭球和打假球的幾百人黑名單,其中球員占據大部分,不少前任、現任國腳也赫然在列;另尚有不少俱樂部高層人員、教練和足協官員,甚至一些很有知名度的國字號教練和中國足協的內部人員。
據博彩專家研究,去年我國非法賭資可能高達1萬億元左右,其中賭球金額“十分嚇人”、“不敢想象” 。
一支球隊中,最容易操作做球的是主教練,然后是后衛和門將,最后才是那種能夠絕對控制球隊的俱樂部副總和老總。
足球抓賭10年“潛伏”
2009年的這次足壇抓賭以雷霆之勢震撼全國。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一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直接部署和指揮的行動,醞釀了近10年的時間!
“甲B五鼠案”驚動國家領導人
“中國第一黑哨”遭遇取證難
一切要從上世紀末說起。
黑哨、假球、賭球……那時,這些日后為害甚重的“毒瘤”在中國足壇內并未壯大,基本都是一些小打小鬧的個案。
比較“猖狂”的案例是1999年甲A聯賽最后一輪的“渝沈之戰”,在這場比賽中,至少有6支俱樂部被證明打假球。
彼時,查處、打擊賭球、假球的主體還是中國足協。由于足協自身缺乏法治能力,在查處時又不可避免地受“家丑不可外揚”心理作祟,這一切也注定了這一輪的打假制黑無法有實質性斬獲。當時,中國足協對于“渝沈之戰”只作出了“消極比賽”的處理結果。
也許正是連“渝沈之戰”這樣的丑聞都能被輕描淡寫,同時受亞洲地區地下賭球逐漸升溫的大環境影響,中國足球聯賽中的假球、賭球開始愈演愈烈,甚至達到肆無忌憚的程度。2001年,“甲B五鼠案”可謂是中國足壇假球的巔峰,被確認在同一輪聯合打假球的球隊就達到5支!
鮮為人知的是,當年的“甲B五鼠案”已經令很多國家領導人震怒,他們甚至在和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談話中放出狠話:“如果足球再這么亂,就不要玩了!”
知情人士透露,當時多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國務院副總理均過問了此事,要求國家體育總局必須嚴查。
在國家領導人的親自督促下,中國足協對當事球隊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重罰:降級的降級,禁賽的禁賽。
不過那次,調查假球的主角依然是“婆婆”中國足協,而“挨板子”的“媳婦”還是俱樂部、球隊、教練和球員。處理手段也很單一:只是業內處罰,并未祭出法律制裁“利器”,更未觸及到在中間牽線、操縱比賽而獲得巨大利潤的局外人,即賭球的莊家。
“甲B五鼠案”也還是為中國足球作出了貢獻,那就是直接牽扯出“中國第一黑哨”、后來因受賄罪被判刑10年的龔建平。這也開啟了國內司法部門介入中國足壇的先河。
知情人士表示,隨著“龔建平案”的出現,國家領導人要求借此好好整頓一下足球不良風氣,國家體育總局也想好好配合司法機構,給中國足球一個鳳凰涅槃的機會。
但是,用法律手段來打擊假球、黑哨和賭球,無論司法部門還是體育總局都遇到一個棘手難題——證據不足!
據記者了解,司法部門當時想從龔建平身上找到突破口,將打假球和賭球的網絡一網打盡。可惜的是,龔建平當時只交代自己的問題,卻不愿意談及其他人和其他事。2004年7月11日,保外就醫的龔建平因肺病在北京市304醫院病逝。直到最后,警方也沒能從龔建平身上獲得有價值的證據。
肇始于“甲B五鼠案”的打黑風暴,經過幾年轟轟烈烈,到“中國第一黑哨”就無奈地戛然而止。
“沖出亞洲”之年開始撒網
公安部副局長安插進足協
2001年底,中國隊獲得韓日世界杯決賽圈資格。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隊沖出亞洲,似乎給了假球、黑哨、賭球一個喘氣的機會。其實外界并不知道,從“中國第一黑哨”開始,公安部就已經開始關注滲入中國足球職業聯賽的賭球網絡。
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國隊從世界杯小組賽出局后,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接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個重要電話,談話表示:中國足球的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數,中國足球有希望,但阻礙發展的毒瘤也很嚴重。足球主管領導要有用十年時間營造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的決心。如果體育主管覺得權力范圍有限,毒瘤的問題可以交給其他部門。
袁偉民對本報記者回憶說:“出現龔建平的事情后,我們就想順藤摸瓜,徹底查處一些人。但是,足球已經不單單是一個足球的問題了。我們沒有辦法獲得證據。我干了這么多年,誰打假球我看不出來嗎?但這種事情,也不是我能管得了的,所以只能請其他部門來管,我們來配合。”
也正是從2002年世界杯結束后,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審計署等部門開始派專人關注和調查中國職業聯賽的賭球、假球。他們之所以低調行事,主要原因就是吸取了中國足協之前打擊賭球、假球缺乏證據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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