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3月28日，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拉開帷幕。1959年至1965年享譽乒壇的中國隊由于“文革”而沒參加第29、30屆世乒賽。所以此次參賽引起國際社會的特別關注。而進一步把中國隊推向世界輿論中心的是兩名中國運動員突然宣布放棄比賽。這個消息當即在全世界引起轟動，各國媒體紛紛對此進行報道和評論。

　　運動員拒賽：中國被推向世界輿論中心

　　1971年3月28日的第31屆世乒賽，中國隊在名古屋的一舉一動都成了各國媒體追蹤和報道的目標。一是因為當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中斷了一切國際性的體育比賽，而參加這屆世乒賽是中國中斷一切國際體育比賽后恢復的首次世乒賽；二是因為中國隊早在1959年到1965年那段時間就以精湛的球藝享譽世界乒壇，在連續中斷第29屆、30屆世乒賽之后，中國隊還能不能再現輝煌，也是受廣泛關注和評議的一個焦點問題。

　　然而，在這屆世乒賽上，真正進一步把中國隊推向世界輿論中心的是兩名中國運動員突然宣布放棄比賽的事件。1971年4月5日下午，中國男運動員莊則棟和女運動員林美群同時發表公開聲明，宣布拒絕與來自金邊柬埔寨朗諾集團的運動員進行比賽。

　　中國運動員為什么要拒絕同柬埔寨運動員比賽，要說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從當時中國與柬埔寨兩國之間的關系說起。1970年以前的柬埔寨是一個封建君主制國家。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國政府代理首相朗諾伙同施里瑪達等人趁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首相賓努親王在法國訪問之機發動政變，推翻了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柬埔寨王國政府，成立了以朗諾為首的新政府。

　　西哈努克親王為了恢復自己的政府，在國際上到處尋求支持與幫助。在法國和蘇聯遭到冷遇后，他來到北京，受到了中國政府的熱情歡迎。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西哈努克親王于1970年5月5日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中國政府當時的政治立場是：堅決反對柬埔寨朗諾、施里瑪達集團，積極支持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

　　在第31屆世乒賽開賽之前，柬埔寨朗諾政府乒乓球隊得到了國際乒聯的參賽邀請，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卻被排除在外。面對這一情況，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負責文化與體育的大臣江裕朗奔走于堅決支持他們流亡政府的中國和朝鮮之間，進行外交游說，希望中朝等友好國家能夠出面向國際乒聯提出動議，要求驅逐柬埔寨朗諾集團乒乓球代表團，接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乒乓球代表團。

　　江裕朗對中方說，如果這一目的達不到，他希望中國不要派隊參賽，以抵制第31屆世乒賽。他甚至還要求中國“要不惜在政治上冒更大的風險，要不惜付出代價，不惜把國際乒聯即將舉行的大會和這次世乒賽鬧翻”等。面對他們提出的要求，中方十分為難。

　　毛主席親自批示：中國接受世乒賽邀請

　　中國決定派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也是費了很大一番周折的。在這屆世乒賽開賽之前，中國隊得到國際乒聯的多次邀請，但遲遲未作回應。當時中國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于參不參賽這樣的“大事”，一般人不敢輕易表態。因為那時體育戰線的主要任務是批判“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體育路線”，一般人不敢擅自主張進行體育訓練和體育比賽。在此前舉行的第29屆和第30屆世乒賽，中國也都收到國際乒聯的邀請，但沒有派隊參加。對于第31屆世乒賽，由于國際乒聯多次邀請和催促，中國有關部門只好把問題提交到毛澤東那里。直到臨近開賽前，毛澤東才在報告上作出“我隊應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準備死幾個人”的批示。

　　當時中國決定派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是想利用這屆世乒賽的機會打破多年來中國體育運動孤立于國際體育組織之外的自我封閉狀態。由于各種復雜的國際原因，自1958年以后，中國不但失去了奧委會這個大舞臺，而且還與國際上其他8個體育組織中斷了聯系。唯一沒有中斷關系的就是國際乒聯。但即使這樣，也因政治運動而中斷了兩屆世乒賽。這不但使中國眾多優秀運動員失去了一展雄風的機會，也制約了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加重了當時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態。

　　中國決定派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還想兌現對日本友人后藤鉀二先生的諾言。后藤先生當時擔任日本乒協會長、亞洲乒聯主席、國際乒聯第一副主席。他對中國十分友好，非常希望中國能夠參加第31屆世乒賽。他認為沒有中國參加的世乒賽就不是真正的世界級的乒乓球比賽。他多次發函邀請并敦促中國參賽。中方遲遲未作回應時，心急如焚的后藤先生于1971年1月24日親赴北京力邀中國參賽。他在與中國簽署的會談紀要中答應中國提出的日中關系“政治三原則”，并表示他將在亞乒聯大會上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亞乒聯的席位的動議。他甚至還表示：如果動議不成功，他將辭去亞乒聯主席的職務等。

　　應該說，后藤先生對中國的態度是誠懇的、友好的。在沒有中國參加的兩屆世乒賽上，日本成為世界乒壇的霸主。如果中國派隊參賽，將對日本形成巨大挑戰。正因為如此，一些日本右翼勢力竭力阻撓中國派隊參賽。但后藤先生不顧阻撓，全力促成中國隊參賽。對這樣的深情厚誼，中國答應了的參賽承諾又怎好不兌現呢？

　　兩條變通措施：中方表明立場

　　但中方也不能不考慮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的要求，最后中方決定采取兩條變通措施：一是分別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進行磋商，由他們各自發表一個聲明。前者聲明朗諾集團無權派隊參加世乒賽，應改由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乒乓球隊參加。后者聲明西貢政權無權派球隊參加，而應該改由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隊參加世乒賽。在此基礎上，中國將正式向國際乒聯提出動議，要求開除朗諾集團和南越西貢政權派去的乒乓球隊，并接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中方同時認為，這些動議肯定不會被國際乒聯所接受，但必須要把中國的立場宣傳出去。

　　二是根據抽簽的結果來看，中國男女運動員都有可能在單打比賽中與來自金邊和西貢的運動員相遇。如果相遇，中國運動員就棄權，不和他們同臺打球，以此來表示中國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對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支持。中國有關方面負責人還對中國乒乓球隊特別強調說，“不這樣就不是政治掛帥了，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更要這樣。要有這個勇氣。因為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如今就在北京，要是和朗諾的人比賽，就說不通了”。還說：“強調了政治以后，心就順了，氣也壯了。”

　　中方在提出柬埔寨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越南問題，這是因為當時越南國家還沒有統一，以北緯17度線為界，把越南分成南北兩部分。北方為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越南人民共和國；而南方實際上同時存在兩個政權，一個是仍由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一個是位于西貢市(1975年越南全國統一后，更名為胡志明市)的以阮高其、阮文紹為首的南越政府。

　　由于當時南越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它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支持；而越南人民共和國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得到了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既然中國在政治上不承認南越政府，那么在提出柬埔寨問題的同時，也順便把具有類似問題的越南問題一并提出來，以此來表示對“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方面的支持。

　　中方確定上述方針以后，分別與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越南人民共和國政府、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進行了磋商，希望大家采取同一立場和聯合一致的行動。因為除中國的莊則棟、林慧卿和林美群有可能在單打中與柬埔寨朗諾集團和南越西貢政權的隊員相遇外，朝鮮男隊第一主力選手樸信一也有可能在第二輪的比賽中和朗諾集團的選手相遇。

　　當中國方面把上述方針告訴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時，當時身在北京的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當即表示贊成中方的決定。他說：“非常感謝中國的立場，這種正義立場為中國增添了光彩。”然后他又關切地問：“棄權后，這個運動員是否就被淘汰了？”中國有關方面負責人回答說：“個人賽就淘汰了，但不要緊。我們的好選手比較多，這條線上不去了，別的選手還是可能打上去的。”

　　按照預定方案，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都按照預先統一口徑和內容分別發表了聲明。在他們發表聲明后，緊接著中國、朝鮮、越南人民共和國也向國際乒聯提出要求開除金邊和南越乒乓球隊、接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乒乓球隊參加第31屆世乒賽的動議。正如中方所預料的那樣，這些聲明和動議都沒有產生任何結果。

　　“狹路相逢”：中方失去寶貴的男單金牌

　　外交方面的姿態雖然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性的結果，但在正式比賽中由于中國主動棄權而給自己造成的損失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不利結果，這個結果就是使中國失去了奪取男單金牌的寶貴機會。

　　1971年4月5日下午，中國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與柬埔寨朗諾集團運動員“狹路相逢”了。常言道：“狹路相逢勇者勝”。可是這一次中國運動員卻是強而不戰、勇而不勝，柬埔寨運動員不戰而勝、弱而取勝。

　　根據抽簽結果，莊則棟在男子單打第一輪比賽中的對手是香港運動員和南越運動員兩者中的勝者。香港運動員馬龍生在比賽中淘汰了南越運動員。接下來，莊則棟輕而易舉地打敗了馬龍生，順利進入下一輪比賽。他的對手將是以色列運動員帕斯捷爾納克和金邊運動員柯武兩者中的勝者。由于柯武戰勝了帕斯捷爾納克，莊則棟下一輪比賽的對手只能是來自金邊的柯武了。面對這樣的情況，莊則棟只有按照預先制定的方案宣布棄權。

　　莊則棟的棄權，直接影響了中國隊在第31屆世乒賽上的總體成績。因為莊則棟早在幾年前就曾經連續三次獲得過世乒賽男單冠軍。他在第31屆世乒賽上仍然被列為中國男單一號選手。當時國際乒乓球界的權威人士和媒體在預測這一屆男單冠軍時都紛紛看好莊則棟，但莊則棟因棄權而失去了奪取男單冠軍的機會。

　　同日，中國女運動員林美群在女子單打第二輪比賽中與金邊的陳淑貞相遇，她也只好棄權。好在林美群當時在中國女隊中還算不上是絕對主力，基本上沒有對中國女單的成績造成太大影響。

　　在這屆世乒賽上，最慶幸的是中國女運動員林慧卿。從抽簽分組的情況看，她也有可能與南越運動員相遇。但非常幸運的是，其他國家的運動員在前面的比賽中淘汰了那名南越運動員，這樣林慧卿一路“過關斬將”，最終獲得了女單冠軍，為中國奪得了一枚金牌。

　　避免更大損失：牢記歷史教訓

　　除了林慧卿因避免棄權而備感幸運以外，還有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那就是中國隊沒有像某些人所主張的那樣，在這屆世乒賽上采取針對以色列和日本的某些過激行動。在出征這屆世乒賽之前，中國有關部門除制定了針對金邊和南越的比賽方案外，還有人提出：由于以色列在1967年夏發動了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侵略戰爭，所以中國應在這屆世乒賽上聯合阿拉伯國家共同向國際乒聯提出取消以色列參賽權的提案。如果提案不成功，也應該拒絕與以色列運動員比賽，以表明對阿拉伯國家的支持。

　　還有人提出，由于日本在歷史上發動過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同時當時日本的右翼分子還在猖狂地反華，也應該拒絕與日本運動員比賽。還有人提出，中國運動員獲獎后，如果頒發獎杯、獎牌的是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是否應該拒絕上臺領獎；如果領獎，是否應該拒絕和日本天皇或者首相握手等問題。如果照上述主張做的話，中國隊將失去更多的獲勝機會，遭受更多更大的損失，甚至還會遭到國際輿論的種種非議。

　　最終，在第31屆世乒賽上，中國乒乓球隊奪得了全部七項冠軍中的四項冠軍。這四項冠軍是：男子團體、女子單打、女子雙打、男女混合雙打。另外還獲得女子團體和男子雙打兩項亞軍。但遺憾的是沒有取得分量最重的男單金牌。

　　第31屆世乒賽已經過去30多年了，當年中國運動員棄權事件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大多數人所淡忘，但其留下的教訓卻不能忘記。□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譚學書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