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是個“故事迷”。她聽了一個好故事，會久久放不下。她有幾篇小說都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以后又迭經修改，她在回憶時寫道：“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惘然記》，1983年6月)這里說的“愛”，明明是對“故事”本身的“愛”，到有些人的嘴里，卻成男女之“愛”了。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戀帶給她很大的傷害，遇人不淑，悔之莫如，引《色，戒》以自喻，或可聊備一說。然而，這樣去想，多少有些穿鑿附會。張愛玲就回答過一位論者的此類“附會”之談：“我們不習慣看字里行間的夾縫文章。而從另一方面說來，夾縫文章并不是打謎。林女士在引言里說我的另一篇近作《色，戒》……是在探討人心中‘價值感'的問題。(所以女主角的名字才諧音為‘王佳芝’？)”(《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尤其對“索隱派”的做法，她很不以為然，公開否認過《色，戒》的故事和人物有原型依據。

　　客觀上說，后期張愛玲創作題材相對貧乏，對聽來的這個故事的“愛”，這樣一個初始的創作沖動，她竟然一堅持就是三十多年。

　　選擇這個題材，等于選擇了一項挑戰，無論是寫正面人物抑或反面人物，她都不能容許自己搞“類型化”。按她一貫的筆墨，寫什么題材和人物可以是“權”，而惟有細探人物的內心深處寫其曲折，則是她的“經”。

　　然而，畢竟，她以前沒有寫過漢奸這種反面人物，不僅沒有經驗，而且還可能因為歷史的某種關聯遭到責難，這需要有一種勇氣來對待。《色，戒》發表后，有位“域外人”先生，寫了一篇題為《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評〈色，戒〉》的文章，言語之間，透出指責張愛玲歌頌漢奸的意思，張愛玲立即撰文奮力駁斥，除了指點許多為“域外人”所沒看懂的地方，也特別聲辯：“小說里寫反派人物是否不應當進入他們的內心？殺人越貨的積犯一定自視為惡魔，還是可能自以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羊毛出在羊身上———談〈色，戒〉》)

　　張愛玲此時身居海外，是否“歌頌漢奸”的問題，大概還對她形不成什么直接壓力。最牽動她的創作思維的，實際上，就是這個如何寫反面人物的問題———這是寫實文學創作繞不過去的一大問題。她久久放不下這個題材的原因，或許就有一個“野心”，要對這個難題發力做一次沖擊。

　　不能說《色，戒》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刻畫已然很成功，但很顯然，張愛玲在免除“類型化”方面做出了努力。不過，縱使如此，她的基本原則還在，沒有忠奸莫辨，倒是如若一味將易先生弄成“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彼此彼此，就難與“歌頌漢奸”脫盡干系了。

　　無論如何，張愛玲從來就不是一個喜歡談論自己隱私的作家，當初因為與胡蘭成的關系而蒙受譴責時，她就公然表示過除了對自己的家長，沒有必要向公眾說明自己的私生活。她晚年費盡心血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小團圓》，因為涉及自己家庭身世，最終毀棄。現在滿世界都在爭說《色，戒》，包括李安在內一大批“索隱派”，非要說《色，戒》寫的就是張愛玲自己，甚至還要談論什么“到女人心里的路通過陰道”之類，是她自剖和反省三十年的結果，這不是厚誣張愛玲嗎。張愛玲根本就沒有授權拍攝《色，戒》，更不會同意如此詮釋《色，戒》，張愛玲于地下，他們如何面對？

　　□金宏達(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