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娛樂資訊極其發達的年代，在滿足人們娛樂需求的同時，娛樂新聞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使人們如霧里看花，難辨真假。虛假報道，雖然能獲得眼球效應，但這種以犧牲明星聲譽為代價的娛樂報道，受傷害的不僅僅是明星，更是對娛樂媒體公信度的一種褻瀆。

　　據報道，近日，在媒體上又傳出導演楊亞洲和倪萍幾年前已經結婚的消息。倪萍曾是央視“一姐”，更是春晚的標志性人物。可以說，倪萍在事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無數觀眾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正因為如此，人們也更多地關注她的情感生活。然而，倪萍并不希望人們過多地關注她的情感世界。她希望大家多關注自己的影視作品，多關注自己的事業。所以，面對種種傳聞，倪萍并不予以回應。

　　面對娛記的這種興奮點的轉移，早已習慣了這種采訪的明星只好是“顧左右而言他”。對于倪萍和楊亞洲的結婚傳聞，有人說是為新劇《沒有語言的生活》炒作，有人說倪萍對感情不忠，對家庭不負責任。忍耐是有限度的，面對這樣的報道，倪萍終于“開罵”了！最近，倪萍接受采訪時激動地說：“之前有的媒體發過有關我感情或者家庭生活的文章，很多都是假的，手里有一支筆，就能把良心給狗吃了嗎？藝人和普通人都是平等的，不能這樣傷害人。”

　　面對倪萍的反擊，總會使人想起魯迅先生的《論“人言可畏”》這篇雜文。文中寫到：“‘人言可畏’是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后，發見于她的遺書中的話。“她頗有名，卻無力。小市民總愛聽人們的丑聞，尤其是那些熟悉的人的丑聞”；“阮玲玉正在現身銀幕，是一個大家認識的人，因此她更是給報章湊熱鬧的好材料，至少可以增加一點銷場”。“‘有聞必錄’或‘無能為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任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竊以為，阮玲玉的自殺雖然發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但是，魯迅先生由此而引發的感慨，對于當今的娛樂圈，還是有啟示性的。演藝明星當然要潔身自好，娛樂媒體也要與人為善，營造一個和諧健康的生態環境，應該是明星和媒體共同承擔的社會責任。倪萍的憤怒是一種“弱者”的反抗，值得娛記們反思的是職業道德和新聞取向是否偏離了軌道。吳為忠(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