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飽含寓意卻主觀杜撰的影片，都沒有給觀眾及影壇留下多少可書之處，也逐漸淡出大家的記憶。

　　讓陸川對《南京！南京！》尤為自信的，是影片里每一個主要的中國人角色都有原型出處，包括那個最后活下來的小豆子。“可能我比要拍這個題材的其他中國導演最大的優勢，就是看了特別多的日本兵日記。”

　　“在《南京！南京！》里，從主角到那一張張沉默的中國人的臉，我特別想讓觀眾能夠去凝視他們一次。從攝影、美術、化妝到服裝等部門，在對待群眾演員的造型上，給予了他們和主演一樣的對待。” 為了讓每一個個體都是鮮活而獨立，陸川對服化的要求是：每一張臉都不一樣，每一件軍服都有細微的差異。“當時選了二百多人，每個人都做造型，再拍照片，下次按照片來做造型。”

　　從電影里，也很容易地看到導演的這個創作意愿，不論是主角陸劍雄、小豆子，還是在被集體屠殺時，那些沒有一句臺詞的中國士兵們；不論是妓女代表小江，還是一個個主動站出來去做慰安婦的南京的年輕女孩們……陸川都毫不猶豫地推給特寫，把他們放大、停留在巨大的銀幕上，也逼迫進了每一個觀影者的記憶。

　　“這一點很難達到，也很累。”陸川說。

　　被放大的“抵抗”與“救贖”

　　其實，屠城下普通人的臉孔，在2007年更真實地出現在美國導演比爾·古登塔格拍的紀錄電影《南京》中，只不過親歷者們講述的依然是大家曾聽說過的燒殺砍奸，盡管喚起了憤慨與記憶，卻沒有太激動。

　　更早前，美麗的華裔女性張純如，1997年以一本《被遺忘的大屠殺——南京暴行》，就將中國人在1937年南京屠城中的個人記憶，公示于眾，并將其帶入了世界戰爭史的公共記憶之中。可平靜而翔實的記錄，在當時，也只是引起了學界和媒體的熱議。

　　在充滿屠殺和血淚的史料中憋了一肚子氣的前退役軍官陸川，絕對也不愿只是“平靜而忠實地”記錄歷史。“70年了，我們還以一個弱者的姿態聊這事兒就太傻了”。

　　劇本第一稿中，寫的就是一個個中國人不同的抵抗故事。隨著拍攝過程幾經易稿，最終，《南京！南京！》定位在“五個中國人是怎么救自己，看日本兵是怎么崩潰的”。

　　讓陸川有信心拍“中國人的抵抗史”，同樣來自中國以外的日記記載。一名日本士兵在日記中講到，一日本小分隊進入南京之后，發現一個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待他們一過去，從坦克里面突然伸出一架機關槍嗒嗒嗒將這小隊全射倒，最后日本的大部隊進來將他們包圍住，盡管坦克里已經沒彈藥了，日本人還是不敢上，最后澆上汽油把反抗者活活燒死在坦克里。另一個士兵在日記里提到他看到的“街頭巷尾的冷槍”的事情……

　　而在拉貝和魏特林的日記里，陸川也發現了“大批的新鮮的東西”。他們都記錄下同一件事：今天日本人到難民營要妓女，說你們這兒有沒有妓女我們要帶走。拉貝在日記里寫著“我們讓他們帶走了”；而魏特林的日記里說“有些妓女主動站了出來，我就讓他們帶走了”。這個事情在金陵女子學院陳瑞方老師的日記里也有記載。

　　正是這些甚至僅只言片語的描述，讓導演確定，這個戲在中國人這一方面有做頭了。他開始相信，中國人走到今天，一定是有一些東西在支撐這個民族去生存的。

　　于是，有了影片最重要的兩個段落：中國軍人在巷戰的堅強抵抗，和難民營里妓女以身體拯救同胞。

　　在完片之后，陸川喜歡以“坐標”來定義這部嘔心創作的影片，“意味著可能從這部電影開始，中國人再說起這段歷史時，能夠記起一張張生動的面孔，即使在黑暗的時候，他們也不曾被黑暗吞噬……”

　　盡管30萬血腥屠殺的真實圖景也被導演有心地安排在電影敘事中，可是的確，每一個看完電影的人，都深深地記住了那些引以為驕傲的中國人的臉：軍人陸劍雄的堅毅眼神；妓女小江在教堂里伸向空中的手，她走向日本軍營時的回眸甚至帶著圣潔的光；唐先生在死亡前對屠殺者說“我太太又懷孕了”，臉上是驕傲和滿足；教師姜淑云，為了多救一個中國男人，她的美麗定格在最后的尊嚴中；而生還后小豆子的笑，帶給人們生命的希望……

　　陸川記錄了那座瀕死之城下，普通甚至卑賤的他們，在生命無選擇的最后時刻，畫出的人生暗夜里最絢爛的那道弧線。

　　可是，這些原型可考的中國臉孔，代表了那段歷史的真實氣質嗎？

　　讓人郁悶的真實歷史

　　電影的主打海報中，以劉燁為中心的軍人們手挽著手，堅毅的面龐上刻著眾志成城的決心，海報的上端赫然印著“我們依然活著，因為我們一直在抵抗”。

　　這是個很能夠挑逗起國人熱血的畫面設計，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卻充滿著反諷。

　　1937年11月20日，日本軍隊從上海逼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表遷都重慶的通告，南京陷入一片混亂。以唐生智為司令的南京衛戍部隊陸續匯集了15萬人保衛首都。

　　12月7日凌晨，蔣介石夫婦乘飛機離開南京往江西。一兩天后，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市政府要員們，也全部從南京撤離。

　　12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南京守軍撤退。

　　12月12日，日軍主力猛攻雨花臺。中午，雨花臺陷落。下午2時，中華門被攻陷。下午5時，唐生智見大勢已去，宣布放棄南京，自己倉促地離開南京。

　　電影一開場，就描述了國民黨守軍那段尷尬的棄城。以陸劍雄(劉燁飾演)為首的誓死守城官兵，手挽著手試圖阻止棄城逃亡官兵，并與之展開肉搏戰。

　　12月13日，南京淪陷。屠城隨之展開。

　　14日清晨，日軍的坦克車、炮隊、以及各種車隊進入了南京城，繼續屠殺四處逃散的難民。下午，又打開挹江門、和平門，將屠殺行動的范圍擴展到了城外。

　　現實歷史中，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剛從戰場潰敗的官兵，面對執行“大屠殺”命令的日本軍隊，他們可能有的抵抗和不屈行為，很難給日后的藝術創作提供太多發揮空間。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陸川承認，“我在看這些史料的過程中，基本上是沉浸在黑暗中，你看到的是虐殺虐殺，強奸強奸，反抗就是集中在紫金山保衛戰那段時間。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后，你發現基本上整城的中國士兵和百姓就順從地被驅趕著。當時看到這些，真的是覺得巨郁悶。”

　　陸川說，還有好多史實他想拍而“沒法拍”，比如“講漢奸怎么救中國人，講國民黨怎么救中國人，講維持會怎么往難民營里運大米，運青豆。這些歷史你們不知道，都是中國人怎么救自己的……”即使如此，那些中國人“自救”的故事，依然“真的是鳳毛麟角”。

　　但是導演還是非常希望能寫出一些自我拯救的故事。“我希望向南京的父老鄉親，向全國的觀眾傳達這么個觀點：南京是一座抵抗之城。1937年的南京絕不是屈辱之城，南京一直在抵抗。”在電影宣傳過程，陸川激昂的情緒在講述中升級。

　　而“拯救”與“抵抗”，更多地只是導演的一種創作態度與期望。

　　電影《南京！南京！》的英文名為“City of Life and Death”(《生死之城》)，而影片實際表達的，是“死城下的生機”。那里沒有生，只有求生的人。電影里，除了離開的唐夫人及她腹中的孩子，和最后因導演靈感乍現得以存活的小豆子，之前展示的所有美好，都被逐一擊碎，都破滅了。

　　陸川說，他覺得拍電影最快樂的，就是它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在看書的過程中他真是去學習了，“對于南京大屠殺，其實我是個無知的人，但是這些書，這些資料放在一起的時候，它們開始形成了自己的一個邏輯，形成自己的一個史觀，開始刺激我，豐富了我，壯大了我。”

　　可是電影也需要導演更多的“反哺”。

　　2001年，68歲的法國導演波蘭斯基，開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電影《鋼琴師》，講述的是一名猶太鋼琴師如何在二戰中幸存下來的故事。影片真實而殘酷，波蘭斯基曾表示，從1960年開始拍電影起，似乎所有的作品都是為這部電影做準備。《鋼琴師》投資達3500萬美元，也成為世界電影史上偉大的作品。

　　1993年，47歲的斯皮爾伯格完成了《辛德勒名單》，他為此準備了10年。這部迄今制作最昂貴的黑白電影，耗資2300萬美元，這也是有史以來票房最高的黑白電影。黑白影像中，那個象征生命反襯戰爭殘酷的紅衣女孩，成為電影史上不可逾越的經典符號。

　　2009年，38歲的導演陸川，歷時四年，以7580萬人民幣完成他的第三部電影《南京！南京！》時，他的導演生涯剛剛走過8年。他的創作團隊平均年齡不到35歲。★

　　(任國源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