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沈陽在電視媒體中的頻頻亮相為作家王蒙在《讀書》上發表的《趙本山的“文化革命”》一文加了溫度也加了注腳。文章認為“不能小覷，趙本山在主流媒體上爭到了農民文化的地位和尊嚴。夸大一點說，他悄悄地進行了一點點農民文化革命，使得我們的主流文藝更加寬敞自然開放親民。”

　　不可否認，趙本山的小品挺逗樂，至少在北方人中很有市場，甚至稱得上是春晚最后的頂梁柱。但是我以為，趙本山的小品通常有“遭改”人的成分：“白云與黑土”系列的出洋相，“賣拐系列”的忽悠人，算不算一種文化，夠不夠藝術水準，想必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最典型的，趙本山去歐美走訪，就曾遭遇“格調不高”、“歧視殘疾人”的異議。

　　王蒙說：“他(趙本山)悄悄地進行了一點點農民文化革命”。所謂“革命”，通常蘊含“破舊立新”，既應體現在形象層面，也應扭轉一定本質基礎。的確，趙本山的小品包袱常常蘊含與現實的“不對稱”。從“白云和黑土”走進“堂堂CCTV”、繼而“露怯”與“成名”，到沒文化與出書、又變廁紙的惡搞，再到公雞下蛋與老爺們兒懷孕的無厘頭等等，都給人一脈相承的“超現實”感。但是，這些“超現實”真的是農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嗎？“文化革命”也好，“文藝復興”也罷，都需要相當范圍的民眾基礎。觀眾從“趙氏小品”中看不到真正與農民有關的文化變革。我以為，真正的農民、包括農民工也不會認為“趙氏小品”中的農民真的是自己。

　　文章說：“趙本山在主流媒體上爭到了農民文化的地位和尊嚴”。實際上呢，趙本山的“賣點”始終是“土掉渣”。在“秋波”是“秋天的菠菜”，“這孩子從小就是一身的藝術細菌”令人捧腹之際，農民反而被進一步固化了“沒文化”的形象標簽。不客氣地說，趙本山一面在“表演”農民，一面又在“販賣”農民；一面以“農民出身”自居，另一面又在以城里人“以上視下”的視角“矮化”農民。趙本山作為一個喜劇明星是成功的，但趙本山代表不了現實中的農民。引發的笑聲究竟是戲謔、嘲笑，還是尊敬的微笑，抑或是無奈的苦笑，觀眾心中各有掂量。

　　文化如今好似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尤其對于出了名的人或事，似乎只有上升至文化現象甚至藝術層面，才顯得有足夠的高度。問題是，捧得越高，摔得也可能越慘。本來就是草根兒的東西，非要上升至“文化巔峰”，怎么可能不“高處不勝寒”？同樣曾經備受爭議的“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的一番話值得揣摩。大意是，老百姓聽相聲、看電影是為了娛樂、休閑，不是來受教育、受引導、挨呲兒的。相聲演員沒有什么了不起，不過就是逗大家一樂。的確，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何必上綱上線？蔣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