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據(jù)說盛況空前，和而不同。“漢學”這個詞比較拗口，意為關于“漢”的學術，也就是外國研究中國的學術，不是中國自己的學術。參會的人，按照中國古代的說法，很多是夷人。

　　在中國古代，儒家學說強調“夷夏之別”，訓練出一個“老大帝國”的心態(tài)，兩耳不聞窗外事，關起門來當大爺，下雨天打孩子，太陽天打老婆，渾然不知世界已經(jīng)天翻地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人曾經(jīng)興起過會否被“開除球籍”的憂慮。然后，由于女排在競技體育領域的勝利，流行起一個鼓舞人心的口號，“沖出亞洲，走向世界”，類似于“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代表著當時人們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

　　二十年河東河西轉悠一圈，如今，樓價高企，電力緊張，男足打架到西方，中國不僅各種營業(yè)項目的收費“和國際接軌”，即使在文化領域，也腰桿硬了，嗓子粗了，伸手收美金了———仿佛大踏步邁過“世界”的門檻，登堂入室，顧盼自雄。最經(jīng)典的案例，便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號深入人心，成為各地政府招商引資、開展旅游文化產業(yè)的標準用語。有句俗話，“雖無隔夜糧，但有傳家寶”，哪一家都能搬出幾件老棉襖，所謂敝帚自珍是也。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高居世界前列，中國的文化和文學，自然水漲船高，比如中國一年出產3000部長篇小說(筆者注：毫無疑問，這個數(shù)字是保守的)。

　　然而，股市滿盤飄紅，依舊有個股疲軟，更何況文化和文學不是股市，和國民生產總值無關，更和從業(yè)人員多寡、產品數(shù)量無關。中國一年出產3000部長篇小說，只不過說明了，在中國寫小說太容易，是一個很有前途的職業(yè)，可以呼吁外國文學青年落戶中國———類似于最近幾年外國的演出團體紛紛登陸。

　　然而，中國的文學從業(yè)人員，畢竟人多，過慣集體生活，嗓門大，腰桿硬，20年前還在擔憂被“開除球籍”，如今已經(jīng)“抖”起來。去年，漢學家顧彬的一番言論，引起國內的文學從業(yè)人員的圍攻，就是一例。此次世界漢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顧彬老調重彈，陳平原教授拍案而起：“我很不高興！”風緊，扯乎？且慢，看看顧彬教授說什么。顧彬教授說：“如果一個人不了解德文和日文，能了解完全魯迅嗎？”這屬于高標準嚴要求。房價高企，揾食困難，中國吃魯迅飯的人漫山遍野，僧多粥少，忙著搶食哪，根本沒時間搞清楚魯迅抄的古碑是什么意思、漢學宋學今文古文如何影響魯迅的思想和交游，當然更沒有時間從德文、日文入手探究魯迅了。

　　顧彬說“中國作家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這句話魯迅當年也說過：“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或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魯迅此語，既表明了他對自己的了解，也表明了他對外國文學的了解。顧彬多次強調，在魯迅生活的時代，大多數(shù)優(yōu)秀的作家、學者，如胡適、魯迅、張愛玲，都懂外語，不僅能閱讀，而且能翻譯。這說明，在那個年代，中國作家的文學視野是和外國同步的，魯迅等人深刻地了解外國文學發(fā)展到何種程度、外國作家在思考什么問題、中國作家和外國作家的距離在哪里。

　　如今，國家改革開放，走出國門是容易的，參加個旅游團就可以做到。然而，和世界同步是困難的。對于中國文學來說，想和世界同步，首先要了解世界是怎樣的，然后建立交流，然后有樣學樣，然后才能幻想走向世界，比翼齊飛。

　　這一了解，不能依賴滯后的翻譯；這一交流，不是作協(xié)組團到國外開茶話會———中國人好面子，外國也知道，只有顧彬這樣的不給面子，結果也不招國人待見。(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