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檸在接受采訪時稱顧彬為“文學旅游者”，其實這場所謂的“漢學大會”也不過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漢學旅行團”。無論是參會專家，還是討論專題，都顯得闡釋有余，考據(jù)不足。

　　漢學大會已散，不過托顧彬的福，由漢學大會引起的話頭卻余音裊裊，主辦方想必對這樣的宣傳效果頗為滿意。

　　顧彬之所以引人關注，原因在于他的“外語論”。將“不會外語”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病灶之一，這顯然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也顯示出顧彬在文學研究中的獨到之處。

　　比如他舉的那個例子：漢學家需要借助古漢語的工具來了解孔子。這個話當然說得沒錯。因為孔子是部分漢學家的研究對象，為了接近這個對象，研究者需要一定的語言工具。這本就是漢學家的份內(nèi)工作。不過話鋒一轉，顧彬(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又對中國作家(研究對象)的語言提出要求。這就好比一個修理工責怪螺絲的形狀不符合自己帶來的扳手。大概顧彬的古代漢語不是很好，不知道有“君子不器”一說。何況，細論起來，孔子也并沒有使用過“古代漢語”這樣一個東西，他有的只是倫理與文化的自覺。中國當代文學，大抵也是如此。

　　說到這里，不免要追問一句“文學的功用”之類的沉重話題。說來說去，文學都是一個關乎“自身”的活動———對作者來說，關注的是作者自己，對讀者來說，關注的是讀者自己。

　　不過，有一種人卻常常站在作者與讀者之外，建立了關于文學的第三種身份———文學研究者。這個物種的出現(xiàn)讓局面顯得有些混亂。當文學研究者將自己的研究工作視為文學活動的中心，并要求作者以此為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則時，問題愈加明顯。古代漢語管這個叫“越俎代庖”。

　　隨后，面對陳平原的反駁，肖鷹先生再次站出來為顧彬“兩肋插刀”(見《新京報》4月3日C02版)。他并沒有直接評價顧彬及其“外語論”，而是遠兜遠轉，祭出一個“大國小民心態(tài)”。肖先生說這種心態(tài)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學者普遍沒有真正的母族文化認同感”。

　　不過，“外語論”一個振振有辭的理由是，中國的作家理應通過外語的研習，反過來觀察母語，并進而提高母語水平。這種說法并不希奇，古代漢語管這個叫“假道伐虢”。

　　先不管這種怪異的母語修煉方法是否有效，看看它的內(nèi)在邏輯：僅僅憑借自身的環(huán)境，無法達到漢語文學的最高境界，只有借助甚至進入“世界”(亦即西方的，或者現(xiàn)代性的)的“文化視野”，最高境界才可能被達到。

　　肖先生撇下問題不談，轉而討論態(tài)度，所以無從查考對這種邏輯的看法，不過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它與肖先生所謂“極力尋求西方學者的認同與首肯”極為相似。

　　無論是最初的“外語論”，還是稍后關于“大國小民”問題，都是一語就能道破的偽問題。可為什么在這樣的會議上，一場如此淺顯的鬧劇被反復提起，甚至引起部分與會專家的不滿？這或許需要從本次“漢學大會”的皮相上找原因。傳統(tǒng)意義上的漢學是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重新梳理中國傳統(tǒng)文獻或者材料的文史研究。它在身份上更接近考據(jù)實學，伯希和、高本漢以及京都學派是它的旗幟。而1940年以來，隨著政治、經(jīng)濟需求的增加，漢學被賦予了“中國研究”的新概念，內(nèi)容上逐漸虛化。反觀此次大會，與實學相關的與會者并不多見，三個主要議題中，也僅“景教”一項，與漢學略有關系。

　　張檸在接受采訪時稱顧彬為“文學旅游者”，其實這場所謂的“漢學大會”也不過是一次被放大了的“漢學旅行團”。無論是參會專家，還是討論專題，都顯得闡釋有余，考據(jù)不足。在這個旅行團里討論中國文學怎么辦的問題，古代漢語管這個叫“問道于盲”。

　　□本報文娛評論員 徐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