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沒有你·恩師

電影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畢業前,戴立忍曾經猶豫到底是去美國念電影研究所,還是到北京去讀電影學院。楊德昌對他說:“技術可以教,真正的創作卻不可能讓別人教會你,所以,如果你真想學習怎么做導演,那你就來做我的副導演吧。”

　　楊德昌是戴立忍電影生命中最重要的引路人,直到今天戴立忍依然這么認為,所以在獲得五座金馬獎杯的獲獎感言中,他都忘不了要提一下已故的恩師。雖然作為學生,他只是在藝術學院里上了楊德昌兩年的課。

　　但就是這兩年的課程,奠定了戴立忍作為導演的根本。戴立忍說,導演無分好壞,唯一的區別在于他們各自所持的電影觀念以及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他的方式就是來源于楊德昌。“楊德昌老師上課只有一個方式,就是聊天。最初的時候,我是去混學分的,我覺得這個學分也太容易拿了吧。但一個學期下來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通過聊天,來培養我們對于事物的看法。”戴立忍說,楊德昌上課的具體方式,是一開始就讓大家討論最近發生的社會事件,每次大家討論時楊德昌就在旁邊聽著,一般后半段時,他自己也會加入進來討論,一節課快結束時,他就會自己進行一個總結———也就是表達他自己對這些事的看法。討論得多了,戴立忍就有點明白了,知道楊德昌是在通過這些總結,教給大家一種方式:“他的說法,往往都是自己的觀察、思考、組織、梳理,我們學到的是如何從新聞事件中提取電影素材,如何又讓電影與當下社會變得更緊密。楊老師不太關注票房,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電影與當下社會文化的對應關系,所以他的作品對臺灣社會的批判性也更強。也正因如此,他才是大師,而我現在只不過是在可能成為大師和幾乎成為街頭小販之間游蕩。”

　　教戴立忍的時候,正是楊德昌創作力最旺盛的年齡。他的著名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在這段時間創作完成的。畢業前,戴立忍曾經猶豫到底是去美國念電影研究所,還是到北京去讀電影學院。他拿這問題請教楊德昌,得到的回答卻是:“你要真想搞創作,就不需要去讀電影學院,因為創作這回事是沒人能教的。北京電影學院可以教你東方的處理方式,美國電影研究所可以教你西方的技術,但技術可以教,真正的創作卻不可能讓別人教會你,所以,如果你真想學習怎么做導演,那你就來做我的副導演吧。”

　　楊德昌的一句話,就打消了戴立忍繼續讀書的念頭。而根據他的說法,如果當時他去了北京,也剛好就是趕上中國第六代導演入學的時期。“我如果去了,估計也就是個第六代導演的樣子,那些人除了極少數,其實大部分人也挺慘的。所以,雖然我因為沒能去北京而喪失了在這個圈子里的一些人脈,但我通過自己的學習方式,把技術這一塊兒通過時間給彌補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