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演員合作我也沒有什么特殊性，我就是會鼓勵演員盡量多地去表現，但是我一般來講會很注重把演員引領到一個需要的方向上去，導演沒有什么本事，他只是一面鏡子，演員在表演的時候是無法看到自己的，他沉浸在角色的塑造中，導演就是一面鏡子，通過鏡子反射出來，然后幫助演員很清晰地去把握這個方向。即便是業余演員，我都是跟他們講希望表達的樣子，也許這樣就會看到在整個電影的風格、氛圍中，演員呈現了另外一種面貌。這樣你會覺得很高興。

　　要記住2002年，這一年，藝術的張藝謀變成了商業的老謀子。這一年《英雄》成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引擎，與此同時，張藝謀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對他的批評成了整個電影市場的一部分，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張藝謀從不回應，只是埋頭做他的電影，《十面埋伏》、《黃金甲》相繼出爐。在“習慣性高票房”和“習慣性批評”混合的氛圍中，他的低調被認為是老謀深算，或者是老奸巨猾。褒義也好貶義也罷，張藝謀似乎是越來越神秘，這種神秘感并沒有因為他執導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而消減，反而越發被神化。《三槍》英文版譯名被叫做《一個簡單的面條的故事》，海外發行方希望用“簡單”一詞將逐漸被神化的張藝謀拉回“人間”，外國人是不是比我們更了解張藝謀？而我們的媒體對老謀子的批評中又有多少是誤解的成分呢?

　　關于自己——我當不起大師

　　`記者：您剛轉型拍商業片的時候，迎頭遭到很多指責甚至帶有攻擊性的漫罵，當時怎么想？

　　張藝謀：打心里說誰不想讓人夸深刻，誰不想讓人說這個人堅持著獨立思考和人文精神，這個人一輩子不流俗、不媚俗，誰都愿意得到這樣一句稱謂和評價，但是實際上恐怕又不是送一句話就能完成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認為自己還是要有這樣一份大局觀吧。

　　記者：您在中國電影界，包括在世界都是公認的電影大師了，您認為什么樣的素質才能叫電影大師？

　　張藝謀：實際上我自己認為我當不起這個大師，我自己認為標準是很高的，還不是大家隨便封一個封號，反正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送點兒帽子大家都不拒絕。我自己認為那種最了不起的人，他們創造了一個歷史的人才是大師。比如說亞洲的黑澤明是我崇拜的，都是亞洲人，我跟他比還差得很遠，歐美就更不用說了，實際上他們帶動了一個時代，帶動了整個人類前進的腳步和新的觀念。

　　記者：平時上網看別人對你的評價嗎？

　　張藝謀：看，有時候看到觀眾對我作品的縱向、橫向的討論，網民們發表的各種看法，你自己會覺得都是關愛，因為網上的東西是不加遮掩的，常常是極其尖銳的，你看我從來就不生氣，我就是認為中國人老講恨鐵不成鋼，他就是有這份心，所以他愿意罵兩句，其實是你做導演的幸福。

　　記者：您如何評價自己？

　　張藝謀：我自己認為我是一個幸運者，是時代給了我許多機會和可能，包括執導奧運會開幕式，人就是這樣的，在一次一次時代給你的機會中，你不斷地驗證了自己的能力，你就多了一份自信，你多了一份自信你似乎又比同代人多了一份機會，所以它是滾雪球這樣累積的一種成就，是這樣得來的。我從不高看自己的成就，自我評價就是這樣。

　　記者：從您開始做市場化的電影開始，到今天風格上顛覆性的《三槍》，您的改變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見的，您以后還想怎么改，還有什么出奇的招？

　　張藝謀：其實也沒有什么了，所謂兩手抓兩手硬，一方面拍市場類型的電影，一方面拍文藝片，不會完全丟掉哪一種類型，我自己認為大的方面電影可以分為這樣兩大類型吧。不斷地去拓展自己的多層空間，你可能才會有一種互相的取長補短吧。拿商業類型的電影來說，你的取長補短就是讓它要具備某種文藝片的氣質，也就是說具備某種我們平常所習慣說的好的思想、好的觀念、好的人文精神，這就是你要在這個商業片領域所要把握的，同時文藝片的取長補短也是一樣的，你在拍一個小眾的文藝片的時候，可能你會考慮到大眾的接受，你會考慮到它的通俗易懂，你會考慮到它的所謂好看，這個對你去表現一個小眾的精英意識的文化作品，不是反面的，是有好處的。所以我想這兩方面不斷地取長補短，其實很難，也許一輩子都做不到一部吧，雅俗共賞談何容易。

　　記者：明年為什么選擇拍攝《山楂樹》？

　　張藝謀：《山楂樹》是文藝片，《山楂樹》是網上流傳的一個愛情小說，我有過知青經歷，拍出來好壞單說，我考慮的是，現代更多的觀眾不是立足于那個知青時代的人，他們不是帶著經歷者的那個情緒看的，理解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還有不少功課要做。

　　“第一人”要么成為先烈，要么成為英雄，當先烈的幾率遠遠大于英雄，這是歷史的宿命。張藝謀是中國商業大片的始作俑者，他拍的第一部商業大片叫做“英雄”，“英雄”一語成讖，張藝謀沒有成為先烈，而是成為了當今中國影壇真正的第一人，這也是他的宿命。

　　在他眼中，今天中國的所謂商業片、所謂主流的電影，其實才剛剛起步，在世界電影格局中，中國電影還是一支弱小的力量，中國電影產業要壯大，一定需要大量吃螃蟹的人來參與電影。沒有產業化的支撐，中國電影的路就會越走越窄，最后就是死路。中國電影工業不能重走韓國、香港的道路，現在需要更多的人暫時性地致力于所謂的通俗，暫時先致力于所謂俗的制作去保證它的數量和質量，從長遠看對中國電影一定有好處。

　　關于電影——電影不是博物館文化

　　記者：有一個現象，從《英雄》、《十面埋伏》、《黃金甲》到今天的《三槍》，您自從開始給市場拍片以來，就呈現了這樣一個特點，您所有的商業片都是放在一個很遙遠的時代，這樣做是容易闡述自己的主題，還是說這樣一種形態更能體現您的審美取向？

　　張藝謀：應該說容易一點兒，因為現實主義題材，尤其是當代題材不太容易把握，不太容易說得那么透徹，總是會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不一定是我自己所謂的審美取向，應該說是我整個電影中的傾向性，大部分選擇的都是歷史題材，對我來說就是那么簡單，自由度會大一點兒。

　　記者：現在還有拍《紅高粱》時的感覺嗎？

　　張藝謀：完全可以，要看故事，我自己其實在選擇故事上，并沒有固定的看法，我也并沒有說專門給自己畫一條道，規定一個方向和最近的一年我要干這個要干那個，還不是的。應該說還是比較被動地去選擇，我寧可保持那種選擇的新鮮感，所以很多觀眾喜歡我早期的電影，我自己卻認為我仍舊是一個被動的選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