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23日，臧天朔在湖南邵陽參加演唱會。 中新社發 呂建設 攝

　　從臧天朔以“涉惡”的嫌疑被警方帶走的那一刻起，多少鄙夷的目光，多少紛飛的口水，一股腦地指向了這位曾經的搖滾明星。偶像一“黃昏”，恐怕連K歌房里那首《朋友》的點播率也要一落千丈了。

　　江湖人，江湖事。幾乎所有的批評家們一夜之間似乎都明白了這個江湖的“惡”，連那個惡名昭著的宋祖德都忍不住跳出來發表正義感言“給青少年樹立了負面榜樣……”難道現在真的還會有人把娛樂明星當作道德楷模？在這個娛樂工業化時代，藝人們唱歌跳舞演電影，經紀公司把他們包裝成各式名目的代言人，這一切都只是這個工業化流水線上的產品。誰可能有勇氣苛求這個群體來引領青少年的道德建設呢？

　　這番道理，從年初發生的“艷照門”事件中就該領悟了吧？不，應該從早年紅豆猥褻男童、近年謝東吸毒等明星丑聞中就該有所領悟吧？可惜，那時我們對于藝人被曝光的丑聞，往往是觀賞八卦的喧囂多于靜心反思的冷靜。直到今年年初的“艷照門”，一些明星赤裸裸地呈現在了為他們尖叫無數次的粉絲面前。對于“你曾是我全部”的粉絲們而言，那一刻是“多么痛的領悟”。

　　所以，那些關于藝人藝德的評述對公眾而言已經沒有新鮮感了。我感興趣的是，這么多年來我們為何一直把娛樂行業稱為“娛樂圈”而不是“娛樂界”。

　　幾年前，有學者告訴我們，如今社會是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除神魅”的世俗化時代，除了政治領袖和知識分子，對社會一般人號召力最大的，正是一些以前屬于三教九流如今光芒萬丈的各路明星。明星對百姓發生影響，除了憑借自己的個人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有自己的專業的“界”，在非常時刻散發出神圣的光彩。

　　內地娛樂圈不敢說，原以為香港娛樂圈可以稱之為“界”的。每逢社會遭遇重大危機，香港娛樂明星總是挺身而出，他們幾句美麗的空話就讓粉絲們鎮定下來，一聲募捐的號召就可以招來成百上千萬元的善款。

　　可是后來我們發現，這些并不是這個領域帶給公眾的主流產品，更多時候是吵吵嚷嚷的緋聞，紛紜不斷的流言，低劣惡俗的炒作，這些庸俗到極致的產品構成了這個行當主流的文化生態。和同樣存在于市民社會的工商界、知識界、傳媒界、律師界，哪怕是體育界相比，它都過于聲色犬馬，飛短流長，光怪陸離，所以，娛樂業留給公眾的印象只能是有“圈”無“界”，可悲且無奈。

　　臧天朔“涉惡”被曝光后，很多人都將“娛樂”和“江湖”捆綁。只是，這個江湖不再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厭倦了雞爭鵝斗后，尋找到的漱流泉枕白云放松高臥的地方，也不是金庸武俠劇里美化了的江湖，而是一個脫離了宗法網絡、行為處事沒有主流社會所應遵守的規則的場所。娛樂業有“圈”無“界”，混亂的文化生態更容易讓圈內人士沾染江湖習氣。人們印象深刻的一個典例就是竇唯燒車，明明自己站在有理有據的一方，干嗎非要用一把火把自己燒在主流社會秩序之外呢？江湖習氣使然。

　　深入下去看，娛樂圈里，關于“大哥”的稱呼見得太多了，除了負載兄弟之間的倫理內容外，“大哥”是不是還承載著實現圈內自治與自我管理的責任呢？至少在香港娛樂圈，如果發生了什么糾紛，由“大哥”自己首先出面解決的例子有很多。

　　臧天朔算不算娛樂圈里的大哥我不知道，但至少報道中說，臧被公認為圈里“面子最廣的人”。放在江湖規則里考量“面子廣”的能量，這一定和“義”字相關。江湖里最看重的就是義氣二字，急難時能夠拉兄弟一把，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報等等。在主流社會的價值觀里，這是美德；可放在脫離了宗法網絡的空間里，它又充滿了對國家體制的不屑。這太有些像古代社會里的游民了，那些脫離了主流社會秩序在江湖上掙扎的游民，為了義氣不怕兩肋插刀，當這種通俗的道德深入其內心，一切社會法則都如煙云過眼。

　　掙扎于江湖，最后大多填于溝壑。說這些娛樂明星完全淪落到游民無所顧忌的地步，有些夸張，他們的飯碗還受制于市場的認可，形象的重要性決不能拋棄。一年多前，臧天朔挑頭簽署了《演藝人社會責任自律宣言》，據說簽署時“認真閱讀了內容”。現在看來，這只是虛偽的表演。所以，我更愿意把他們歸結到精神游民的隊伍里去，在他們華麗外表包裹著的內心世界，其實已經失去了主流社會的角色定位，他們放棄了文明社會為自身涂上的亮色，一有機會就赤裸裸地張揚人性中丑惡的一面，“猥褻門”如此，“吸毒門”如此，“艷照門”如此，“涉惡門”如此……

　　所以，在這些丑惡的門還沒有打開的時候，娛樂明星除了需要粉絲的照顧，更需要精神保姆的照顧。對于他們自身品格的修煉而言，后者比掌聲和鮮花貴重得多。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