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言與理性的哀歌

　　文／汪堂家

　　發(fā)現(xiàn)理性的力量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最大成就，它直接導致了科學、民主與法治精神的產(chǎn)生。中國人面對的許多問題是西方人早就解決的問題，我們的任務非但不是限制理性，相反是全面地運用理性，因為我們的科學技術還相當落后，法治和民主建設還剛剛開始。

　　每到新舊世紀之交總會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預言。不知是出于對自身前途的隱憂還是出于想當心靈改革家、指導者和設計者的愿望。時下世界各地各個教派的領袖又紛紛活躍起來，他們或為人類文明把脈，或為一些邪念張目或表達對現(xiàn)存社會的不滿，或喚起對人類的終極關懷。乍一看，有些人像聚物斂財?shù)尿_子，有些人像心術不正的巫師，有些人像關懷真理的先知，有些人像憂國憂民的智者。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喜歡想象并忘身于想象，不管這種想象是把人導向悲觀還是導向樂觀。事實上，幾乎每件事都可以朝兩個方向去想象，樂觀的人只想好的一面，悲觀的人只想壞的一面。正如美國的俗語所說，樂觀的人看到半杯水總是想到它的半滿，悲觀的人看到半杯水總是想到它的半空。

　　我們不能一概地反對預言。未來學在西方世界的勃興不正好說明預言正大行其道嗎？當今世界其實并不缺少預言，只是預言本身少了些神秘色彩，預言的人也換了名稱，預言的手段更講究“學問”而已。古代的占星術士變成了今天的天文學家，古代的畫符念咒者變成了今天的醫(yī)生，古代的占卜者變成了今天的算命先生。對于一些篤信預言教徒來說，預言本身似乎具有魔力。它可以讓人為之奉獻，為之犧牲，為之神魂顛倒。它煽起難以遏制的狂熱，甚至把人引向集體自殺的斜路。僅用愚味或非理性來解釋這種現(xiàn)象恐怕過于簡單，僅用行政力量來予以限制恐怕無濟于事。因為人們可以限制某人的肉體，但無法限制他的靈魂。盡管絕大部分世紀之交的宗教性預言都被歷史證明是荒誕不經(jīng)的夢囈，但它給我們留下的是想象力的誤用和一連串揮之不去的陰影。社會需要反省自己，它需要看看自己有沒有病入膏肓。

　　預言是想象力的適當或不適當?shù)陌l(fā)揮。想象力無非朝兩個方向伸展，一是退向過去，一是指向?qū)�來。退向過去常使人如老子般把“小國寡民”視為社會理想，于是，越是遙遠的過去越是激起人的□慕和向往；指向?qū)�來常使人“瞻前顧后”，也使人融身于各種各樣的美好理想，以致即便是一個又一個的烏托邦也可以使人心胸為之開闊，精神為之舒朗。心中真正裝有“天堂”的人是不會迷戀時下泛濫全球的世紀預言的。那些預言的盛行與其說表現(xiàn)了一部分人對人的狂妄的反動，對人的前途的關切，對人的大限將至、大廈將傾的憂慮，還不如說表現(xiàn)了人的想象力的誤用。當人過分拘泥于現(xiàn)在，埋首于現(xiàn)在時，他喪失的不僅是過去和將來，而且恰恰是現(xiàn)在因為他的想象力不僅得不到鍛煉，而且找不到安頓之處，以致一旦人們突然遇到現(xiàn)實中所沒有的東西不是驚慌失措，就是盲目追隨。

　　我清楚地記得三年前德國一位小學教師跟我講過的話：“如果現(xiàn)在有人在中國散布謠言說三年后地球?qū)�會爆炸或遭行星撞擊，相信的人肯定非常之多。”我問，“何出此言？”答曰，“我救了好多個來自中國的兒童，他們都善于描述，但無法想象現(xiàn)實中所沒有的東西。兒童尚且如此，大人便可想而知。”盡管我不贊同，這位德國老師以偏概全的評價，但我的確從自己和自己這一代人身上看到想象力的缺乏，并在思考盲目相信各種預言與缺乏想象力之間有沒有本質(zhì)上的關聯(lián)。那位德國老師很可能部分是正確的。學生是教育制度的鏡子。我們的兒童不是天生缺乏想象力，而是被父母、老師和社會抑制了想象力。我們這代人過去不是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是“活學活用老三篇”，哪里談得上想象力的訓練呢？有些孩子平時可能“想入非非”，但這些想入非非的東西往往被父母視為“胡思亂想”。“杞人憂天”、“異想天開”始終是貶義詞，加之，我們的教育不容忍犯錯誤，兒童的想象力慢慢被扼殺了。

　　文學藝術本是一個民族培植想象力的沃土，但隨著藝術越來越變成技藝，隨著文學越來越變成現(xiàn)實的摹寫，實的東西填滿了我們的頭腦。就像吃得太多就無法思想，吃個半飽反倒長壽一樣，我們的頭腦一旦被紛然雜陳的東西所占據(jù)，想象的空間就沒有了。想象的東西總是處于是與不是之間，像與不像之間。執(zhí)著于“是”，恰恰什么都不是；過分求“像”反而什么都不像。預言之所以對不少人有魔力恰恰是因為它是讓人半信半疑的東西。它是死亡意識的催生，也是災變意識的覺醒，但當人們以“寧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的心態(tài)去對待有關災難性事件的預言時，他們就會以憂心忡忡的心情去等待，甚至做出失去理智的選擇，如瘋狂地享樂，集體自殺等等。

　　預言是讓人超脫當下的一種方式，它無非表明了預言者對人類前途的一種看法，不管這種看法是對是錯，提出者都希望別人如此接受。但我們應當看到，一些世紀預言慣常以鐵的必然性的名義出現(xiàn)，以致常使人覺得預言本身就代表人的宿命，其不容爭辯的獨斷語氣似乎給人一種印象：這些預言者不可動搖的真理并且總是有根有據(jù)。預言者每每以人類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扮演成人類前途的詔告者、揭密者、引領者甚至拯救者。但我們每每會問，為什么只有那些教派頭目或有影響人物的預言才會廣為傳播，而普通教徒的預言總是無人理睬呢？預言的傳授和接受不僅取決于接受者的判斷力、鑒別力，而且取決于預言者的地位和影響力，取決于他對接受者的精神控制力。美國的大衛(wèi)教派、法國的人民圣殿教和盧旺達邪教宣揚的人類末日的預言，是通過教主對信徒的精神控制而獲得接受。這里用得著一句話：不是因為真實才相信，而是因為相信才真實。信念對人的行為影響幾乎到了無處不在的程度。唯一不同的是，明智的人能做明智的選擇，并被信念領著走，盲從的人不加選擇，并被信念牽著走。要減少人的盲從，就必須提高人的自主判斷力，發(fā)揮人的理性能力。

　　按傳統(tǒng)的劃分，人的意識既有理性的成份，又有非理性的因素，人的情感、信仰和意志均屬后者。兩者相互補充，但不能相互說明，就像我們不能根據(jù)推理去說明愛情一樣。正因如此，有的人主張限制理性給非理性留地盤。但是兩者需要微妙的平衡。發(fā)現(xiàn)理性的力量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最大成就，它直接導致了科學、民主與法治精神的產(chǎn)生，隨著西方工業(yè)化過程的進行，有人擔心科學的急劇擴張將把世界變成一個沒有人情味的冷冰冰的世界，變成一個嚴格遵循鐵的必然性的世界，因此一些人提出了限制理性的要求。對西方人來說，提出這一要求自有其內(nèi)在的根據(jù)。但最近幾年各種邪教紛紛興起，它們提出的許多駭人聽聞的世紀預言給許多人帶來了恐慌并導致了許多集體自殺。這使人們不得不對限制理性的要求進行重新審視。

　　中國人面對的許多問題是西方人早就解決的問題，我們的任務非但不是限制理性，相反是全面地運用理性，因為我們的科學技術還相當落后，法治和民主建設還剛剛開始，以情害理，以情制理之事無所不在。依康德的說法，人都有理性，但很多人不經(jīng)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這是人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只要人沒有擺脫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人就需要不斷的啟蒙，它的目標就是讓人有勇氣和決心去運用自己的理性。啟蒙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遠未完成的工作，“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便是我們集體瘋狂的明證。它不僅使許多社會成員失去了寶貴的誠信精神，而且使我們喪失了生活的真實感，其結(jié)果是以一人的意志為意志，以一人的思想為思想。后來持續(xù)多年的普遍肉體和精神饑餓便是這一病象的最終體現(xiàn)。令人記憶猶新的是，許多人居然相信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達到畝產(chǎn)幾萬斤糧食，希望幾個月內(nèi)趕超英美的狂熱使舉國上下濫砍樹木大煉鋼鐵，從而造成了自然環(huán)境的極大破壞。今天，造假之風日盛一日，這種社會病態(tài)實質(zhì)上是“大躍進”造假運動的自然延續(xù)。面對各種各樣的社會病象，我們難道還要限制理性？

　　(摘自《書城》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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