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原來在清華」－－追憶我的父親吳文藻

文．吳冰

冰心、文藻1929年在上海與父母合影

　　吳文藻（1901－1985），江蘇江陰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1916年考入清華學堂，1923年赴美留學，1928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后，先后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并兼清華大學教授，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和文法學院院長等。1953年后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授。

　　「教育原來在清華」這句話取自我母親戲笑父親所寫的寶塔詩，原文是這樣的：

　　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shù)郊艺f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

　　關于這首詩的由來，母親在《我的老伴吳文藻》一文中做過解釋，說的都是父親的「傻」。如母親故意告訴他丁香花叫「香丁」，他竟然信以為真。又如，我們小的時候，他和母親一起進城去看外祖父，母親讓他買兩樣東西－－給孩子買一種叫薩其馬的點心，給他的老丈人買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父親「奉命」到了「稻香村」和「東升祥」后，兩樣東西都叫不上來，只說是要「馬」和「羽毛紗」！「馬」是我們孩子的用語，是對點心薩其馬的簡稱：至于「雙絲葛」怎么變成了「羽毛紗」，真是天曉得！母親說幸虧兩家鋪子打電話來詢問，父親才算交了差。不過也給人留下了「傻」的印象。后來母親曾當著清華校友對校長梅貽琦先生發(fā)「怨氣」，不料梅校長笑著在寶塔詩后補上了兩句：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據(jù)說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當「交際花」，母親不夠格，但在家人的心目中，父親卻實在是「傻」！他的一個同學曾戲言：「文藻在家是『一言九頂』！」的確，往往他一張口就有幾個人頂他，不是說他發(fā)音不對，就是說他書生氣十足，或觀點迂腐等等。自己是不是「一言九鼎」，他似乎從不介意，我想這是由于他認為在非原則問題上不必跟家人「一般見識」。由于父親不是中國傳統(tǒng)式的「嚴父」，家里的氣氛總是很民主和輕松的，父親的民主思想和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的作風，或許是得益于「教育原來在清華」吧。

作為家長和丈夫的父親

　　母親說他們在婚后分得燕南園一座小樓。父親除了請木工師傅為他在書房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外，只忙于買幾個半新的書櫥、卡片柜和書桌，把新居的布置裝修和庭院的栽花種樹，全都交給她一人操辦。上課后，父親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里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確實，嬰兒時我們洗澡，連舅舅、姑姑，甚至父母親的學生們都來「觀賞」，惟獨不見父親的蹤影！在我的記憶里，他似乎總是手里拿著一支紅鉛筆，坐在書桌前讀書看報。連我的孩子上幼兒園時也會拿紅筆在報紙上畫道道，說是在「學爺爺」！可見這潛移默化的力量之大！

　　父親去世后，他的學生在悼文里都寫道：「吳師曾感慨地說：『我花在培養(yǎng)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弧刮也恢�父親是帶著什么樣的心情說這番話的。他沒有意識到他給予子女以至孫輩的是更加寶貴的榜樣力量和精神財富，我們從他身上學到了怎樣做人、如何治學。

　　要說他在生活上一點不關心我們，也不確實。我考上南開大學后，他執(zhí)意要送我到天津，并把我托付給他清華的同學、歷史系的雷海宗教授，盡管后來我一次也沒有找過雷伯伯。我上大學后，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過，可以開始「留意有什么合適的男孩子」了，他甚至為我右臂上因騎車不慎在鐵絲網(wǎng)上劃過一條很長的傷疤，而擔心我會因此找不到「對象」！在母親出國時，他會突然問起我和妹妹那個月是否來過「月經(jīng)」。這類事母親是從來不管也不過問的，因此我們更感到父親實在是「迂」，當然在覺得他迂得可笑的同時，又感到他傻得可親可愛！

　　父親對我們的關心多在學業(yè)上。我小時喜歡看書，在花錢為我買書上父親從不吝嗇，盡管他自己的衣服、鞋襪都是補了又補的。妹妹吳青到美國進修，父親給她的信很能說明問題：「……大家為你活動如此頻繁，感到高興。不過一人精力有限，社交普遍鋪開，消耗精力太多，要斟酌情形，適當安排得少一些�！�…你局面已經(jīng)打開，今后的問題在于有選擇地加以利用。你比別人機會多，多了就必須有個選擇，是不是？」私下里，他對我們說，他擔心活潑好動、極善交友的妹妹在美國短短的幾個月「跑來跑去，沒能讀多少書！」他在信中還對吳青讀什么書、聽什么課、怎樣學習，都一一詳細指點。我常覺得父親無論寫什么，包括家信在內(nèi)，往往寫著寫著就有點像「論文」了。這也是我們愛嘲笑他的一點。

　　父親和母親相識，說起來還和「清華」有關。他們是同船留美的，母親上船后，托許地山去找她中學同學的弟弟－－一個性吳的清華赴美留學生，結果陰差陽錯地把父親給找了來。二人閑談中，父親聽說母親想選修一些英國19世紀詩人的課，就列舉了幾本著名英美評論家評論拜倫和雪萊的書，母親卻都沒有看過。父親還說：「你如果不趁在國外的時間，多看一些課外的書，那么這次到美國就算是白來了！」當時母親已相當出名，在諸多男士紛紛對她說奉承話時，眼前竟出現(xiàn)了這么一位！什么使得父親說這番話，我們始終也沒問出來，不過他倒是因此給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來母親入學后，得到過許多同船的男女朋友的信，都只用學校的風景明信片回復，惟獨給父親寫了一封信。對此我們總是說，父親這個書呆子倒是「歪打正著」，若要他想個對異性獻殷勤的「計策」，他還真是不行。母親在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時，常收到父親寄來的有關文學的書，老師對母親課外閱讀之廣，頗感驚奇。當她告訴老師有中國朋友給她寄書時，老師說：「你的這位朋友是個很好的學者！」母親講，她「當然」沒有把這話告訴父親，但是父親在母親心目中地位無疑因老師的好評而提高不少。

　　后來事情的發(fā)展也很有意思。1925年的夏天，母親到康奈爾大學補習法語，發(fā)現(xiàn)父親也去了，事前并沒有告訴她，只說為讀碩士也要補習法語。那個暑期原來在康大學習的中國學生都到外地度假了，因此他們單獨接觸的機會很多。讓我們感到好笑的是，母親承認那個夏天她法語沒有學好，可父親的法語學習卻沒有受到影響。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他們的不同。據(jù)母親說，父親向她求婚時，是借助送她一枝品牌為Ideal（即「理想」）的鋼筆談起的，這倒有點給人以「老謀深算」的感覺了。每每想到這點，我都懷疑父親是否真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和「愚蠢」。

　　父親求婚后，母親經(jīng)過一夜的思索，告訴他自己沒有意見，但最后的決定在于她的父母。于是父親給「謝先生、太太」寫了一封信，信的開頭是這樣的：

　　請千萬恕我用語體文來寫這封求婚書，因為我深覺得語體文比文言文表情達意，特別見得真誠和明了。但是，這里所謂的真誠和明了，畢竟是有限的，因為人造的文字，往往容易將神秘的情操和理外的想象埋沒掉。求婚乃求愛的終極。愛的本質是不可思議的，超于理性之外的。先賢說得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刮覀円部梢哉f，愛是一種「常道」或是一種「常名」。換言之，愛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常道」，故不可道；愛又是超于理性之外的「常名」，故不可名。我現(xiàn)在要道不可道的常道，名不可名的常名，這其間的困難，不言自明……

　　這樣寫求婚書，真是「不可思議」！我實在懷疑外祖父、外祖母是否耐心地讀了父親的開場白。后面除了表示對母親的愛慕外，又有大段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論述，如「家庭是社會的雛形，也是一切高尚思想的發(fā)育地和純潔情感的婚姻養(yǎng)成所」等等，父親無論寫什么，最后成文都像是一篇論文！

作為老師和學者的父親

　　在諸多人生角色中，父親作得最出色、最得心應手的要算老師和學者了。他出生在江蘇江陰的一個小商人家庭，高小畢業(yè)時，名列第一，獲「三優(yōu)」獎。聽從了對他頗為賞識的曹老師的勸告，父親報考了北京的清華學堂，因為清華畢業(yè)后可以官費留美。清華當時除中國史等少數(shù)課程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國的英文原文教科書；對從小城鎮(zhèn)來的父親，外語學習之困難，可想而知。父親說因英語趕不上，他曾在別人都到操場打球時被留在教室里補習。他的老師馬約翰先生既教英語又教體育，這兩門我看父親都不行�？僧敃r清華已注意培養(yǎng)學生德才兼?zhèn)�、體魄健全。據(jù)說留美考試除學業(yè)外，還有游泳一項需通過。我們總和似乎什么運動都不會的父親開玩笑說，當年游泳考試時，肯定是他在岸這邊奮力一跳，岸那邊有人趕緊拉他一把才勉強過關的！

　　對于父親的專業(yè)，我們子女實在是了解太少，這里也有歷史原因。1957年反右時，父親被邀請去「鳴放」，提出了一些今天看起來非常中肯的意見，我記得較清楚的一條是「我們對英美的一些好東西沒有學，倒學到了蘇聯(lián)的一些壞東西」。父親很快被打成「右派」，而我對他的「了解」竟然都是通過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批判他的小報。

　　在紀念吳文藻誕辰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父親被稱作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而「作為民族學來說，他是奠基人」。他除了明確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張外，主要是在培養(yǎng)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樹立新風氣的人才。父親曾對我說過，他一旦發(fā)現(xiàn)學生中有特別聰慧、有培養(yǎng)前途的，都力爭把他們送到國外師從比他自己知識更加淵博的學者。

　　此外，他還采取「請進來」的辦法，將不少國際知名學者請到中國來講學。

　　父親確實是把最寶貴的年華都奉獻給了中國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發(fā)展，只可惜在他知識日趨豐富、經(jīng)驗更加成熟且精力尚充沛的中年時期，滿腔熱情地從日本回國時，他的學識不能得到賞識，有心報國卻不能發(fā)揮作用。父親是一個事業(yè)心極強的人，他當時的苦悶可想而知。但是父親又是一個不善辭令、從不訴苦的人，他只是默默地做著研究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的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父親才得以帶研究生，此時他已精力不濟，在許多事情上，本來反應就不及母親靈敏的他，腦筋和動作變得更加緩慢了，眼神有時也顯得茫然。但我多次驚異地看到，一旦和學生或懂行的人談起專業(yè)，他的眼睛會忽然放出異彩，他侃侃而談，像是換了一個人！80年代，父親早期的一個學生的妻子從美國回來看望他，她懷著和丈夫一樣無限敬佩的口氣對我說：「真奇怪，和外面隔絕了幾十年，吳先生怎么對專業(yè)的最新發(fā)展如此了解？！」我也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小的時候，學習有問題總是問母親，因為不用我們細說，她一下子就明白我們的疑難，而且能給一個簡潔的答案。而問父親就比較麻煩，他往往不馬上回答而是首先指出「你這個問題本身就提得不對！」至于答案，總是過于詳盡，我們嫌他太「羅嗦」，認為沒有必要告訴我們那么多。可是到了我自己成為老師后，發(fā)現(xiàn)身邊有他這么一部「社科百科全書」實在是太「方便」了。比如一次我要給學生講蕭伯納，需要了解「費邊社」，這種問題母親是回答不了的，而父親的詳盡解答正是我所需要的。除詳細講解外，他還告訴我可以進一步參考哪些書籍。我對他的敬意油然而生！

　　父親并不聰明，但極為勤奮。他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學習、收集資料，多年的習慣已經(jīng)構成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十分節(jié)儉，寶貴的筆記大都用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地寫在用過的臺歷反面的空白頁上。他的東西從來不許我們亂動，各類書籍和卡片存放的地方，都有一定規(guī)矩。我的丈夫極其欽佩又十分感嘆地對我說過，父親「真了不起！當年他在牛棚里要我給他取書籍資料時，東西放在哪個抽屜里，在第幾個信封里裝著，都記得清清楚楚」。

　　作為學者的父親的諸多品質肯定是得益于「教育原來在清華」以及曾在清華執(zhí)教。如今他已經(jīng)去世十多年了，我教書越久，就越懂得「欣賞」他、敬仰他，也越加懷念他。

作為「人」和「中國人」的父親

　　父親在生活上要求不高。他不講究吃，更不講究穿，但注意營養(yǎng)和衛(wèi)生，愛好整潔。一件衣服或一雙鞋，他至少能穿十幾年。不過也只有像父親那樣仔細的人才能把東西保護得這么好。我在父母家里坐月子時，因為怕腳著涼，向他借過一雙襪子，條件是只在床上穿，不下地。可是他的襪子，我穿了不幾天就破了。他的襯衣，妹妹替他洗后一抖就爛了。所以后來他要送給哥哥他「不會再穿的好衣服」，哥哥有禮貌地婉言謝絕了。父親衣物經(jīng)久耐用的秘訣是，每次外出回家，都把皮鞋先刷一刷，「好」衣服「晾一晾」，然后仔細地收起來。在換季收存衣服時，衣服之間要夾放一張大紙。母親笑話他說：「你的一個衣箱里，有半箱是紙！」母親說歸說，父親照樣每年如此收藏他的衣服。他認定的理，從不輕易改變。

　　父親為人非常寬厚，我從未聽他說過任何人的「壞話」。在非原則問題上，他與世無爭。在重大問題上，凡是他認為對的，一定堅持，不管會因此得罪什么人。他的書呆子氣有時顯得「不合時宜」。在「文章」中，他自然又成了打擊對象，「革命小將」命令他用鞋帶把脫下來的皮鞋掛在脖子上，勒令他去打掃廁所。他被抄了家，多年辛苦積累的資料、寫的文章都被拿走而后散失了�！父锩�群眾」要他交代在日本那些年在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里干了些什么「勾當」�！感�將」們哪里知道，父親是因為組內(nèi)一些人在東京我家共同研討毛澤東著作而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繼而辭職離團的。即使在斗他最厲害的時候，父親都能堅持原則，不該講的，絕不亂說。他從不為了保全自己而犧牲別人。在這一點上，父親夠得上一個「大寫的人」。

　　由于小時家里不寬裕，父親到北京求學，旅費都是同宗代籌的。因此他對貧困學生特別同情。我們上中學時，父親總要我們幫助經(jīng)濟困難的同學。他自己生活十分儉樸，卻常接濟親友。他去世時，家人遵照他的遺囑，不從外地回京奔喪，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因此，哥哥的兒子就遵命留在外地，堅守工作崗位；作教員的我和妹妹、妹夫，都沒有影響上課。父親的三萬元存款，全部捐獻給中央民族學院，作為社會學、民族學研究生的獎學金。我參加了第一次的吳文藻獎學金發(fā)放會，親眼看到與會者中不少人仍然被父親的精神感動得熱淚盈眶。我想一個人死后能讓親人以外的人如此懷念，該是沒有什么遺憾的了！父親去世后，家里收到國內(nèi)外發(fā)來唁電和唁信之多，人們表示的哀思之真誠，對父親的貢獻和人品評價之高，對他被錯劃右派之「憤憤不平」是我們沒有料到的。我不相信人有在天之靈，父親本人是不可能知道這些了，但對家人來說，卻是莫大的安慰。父親默默無聞地做了三十多年的無私奉獻，但是，是金子就總會發(fā)光，到頭來，誰也遮不住它耀眼的光彩！

　　摘自《永遠的清華園》，北京出版社200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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