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同齡人━━我的故事
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曉聲：1949年9月22日生，作家，主要作品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fēng)雪》、《年輪》、《浮城》、《泯滅》、《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
長期伏案寫作讓50歲的他顯出書生慣有的瘦弱，他說：「我很瘦，但沒人敢欺負我�！顾倪@種氣概，在他那些對過去尤其是對「文革」刺刀見紅式的反思文章里顯露無遺。
當年的情景成為《年輪》和《泯滅》中的鏡頭
1949年我出生在哈爾浜，作為一個男孩，更多的時間是悶在家里長大的。從八歲開始，在做家務(wù)方面我一直是那種非常模范的勝過很多大姑娘的男孩，我喜歡收拾家務(wù)、喜歡粉刷墻壁，有時一年能粉刷三、四次墻，有時還拿藍墨水兌石灰水，在墻上刷出花來，很多鄰居都很驚訝而羨慕。
小時候最幸福的時刻就是看書了，當年為了到小人書鋪去消磨掉4個小時晚上的時間。我需要去撿一些骨頭、牙膏皮、碎玻璃去賣些錢。
小人書鋪是那麼的暖和，看攤的老大爺在小屋的爐子上放著水壺，壺上還冒著熱氣。聽著水壺里的水在滋滋作響，我坐在爐邊長凳上，端端正正，入神地看書。
旁邊可能還有一個女孩也在看書，可能你下次去還會碰到她，真的碰到她就很高興，愿意再多看幾本。後來，當年的一些情景都成為《年輪》和《泯滅》中的鏡頭。
3年自然災(zāi)害時期，我常常覺得很餓，但即使那麼餓，碰到人家拉貨車上坡，還要學(xué)雷鋒幫人家推車。人家給我塊東西，我以為那東西肯定是吃的，接過來就往嘴里塞，但結(jié)果卻是肥皂。
在《年輪》里有這樣的鏡頭，孩子們的鞋破了，露出腳趾頭，叁加隊日活動時，只好想辦法拿粉筆把腳趾甲蓋涂上；許多同學(xué)需要東借西借，才能湊齊一套隊服，這都是常事，大家差不多都是這樣，後來才知道，當年餓死了那麼多人。
拿磚頭打別人的頭就是革命嗎？
我初中畢業(yè)前，「文革」開始了。
因為「文革」中紅衛(wèi)兵那種我個人認為暴虐的行為，人們會認為整整這一代人都曾經(jīng)是那樣的，這也是我極為反感的，因為這嚴重不符合事實。
譬如在我們班里，只有兩個同學(xué)打過老師，而且被我們當場制止了，并且所有的同學(xué)都記著這個事。
但是你想想，一個2000人的學(xué)校，哪怕只有200個這樣的學(xué)生，10所學(xué)校呢？北京如果有5萬個這樣的人，才占北京市的幾百分之一，設(shè)想他們分成500個小分隊，不分白天、黑夜，以那樣的革命特權(quán)行動著，那種恐怖留給人是什麼印象？
當時我的父親是工人，因為他會日本話，因此就變成了「日本特務(wù)」，在四川（他一個人在四川工作）挨斗，而且被關(guān)押的時間很久。他受了很多苦，挨過很多打，你問他他都不會跟你講，母親只是偶爾知道一點。直到我大學(xué)畢業(yè)，才知道這麼回事。
我當時寫了一封信把他們臭罵一通，臭罵一通的結(jié)果是他們來了一封信，這回是賠禮道歉，我把這封信念給我父親聽，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老人家躺在床上，哭了。
1968年，我去了黑龍江生產(chǎn)建設(shè)兵團，在那里，做過農(nóng)工、小學(xué)教員、指導(dǎo)員，還因為「思想錯誤」被罰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我想，我的寫作與這期間在兵團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班受到的教育有關(guān)。
在兵團時，發(fā)生過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我們是邊境連隊，就在黑龍江邊上，當時正清查階級敵人，有人懷疑一位50歲的當?shù)貑紊砟腥耸翘K聯(lián)特務(wù)，就把他監(jiān)禁隔離起來。一天中午，那時我是知青班的班長，我們班幾個知青背著我去逼供，等我趕過去制止時，他們竟把人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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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我在相當長的日子里自責(zé)。因為我是班長，他們幾個人不在宿舍，我卻沒想去問問他們到底去干什麼了……
許多人把紅衛(wèi)兵在「文革」中做的事情歸結(jié)於「政治上對領(lǐng)袖的忠誠」，我對此極為厭惡，沒有任何一條理論告訴一個心理正常的人，第一，你拿磚頭去打那個人的頭；第二，這就是革命。然後，大家的智商就低到那種程度，就去干了。我認為肯定不是這樣的，肯定是一些人心里本就有惡，他沒有受過良好的人性教育。
在圓桌上寫出的骨刺
當年上大學(xué)跟現(xiàn)在一些農(nóng)村的「海選」一樣，誰票多誰上，我票數(shù)排第二，結(jié)果上了復(fù)旦大學(xué)，學(xué)的是中文創(chuàng)作。
我想，我的寫作可能源自三部份營養(yǎng)，一部份來自於少年時代閱讀的大量名著，我記得我在初一時就開始讀《希臘悲劇選集》，我曾經(jīng)作過學(xué)校圖書館的管理員，那時整天泡在圖書館讀書，接觸了很多名著。
另一部份營養(yǎng)來自生活，我在兵團的生活和在「文革」中的生活，來自於我在城市底層的平民生活。
再就是在北影看了很多電影，我大學(xué)畢業(yè)分到北京電影制片廠，北影當時以最快速度介紹各國最新電影，這讓我大飽眼福，印象深刻的是《音樂之聲》、《霧都孤兒》、《卡薩布蘭卡》等。
一直到1988年，我們一家三囗一直住在筒子樓一間14平米的屋子里。
1988年以前，大約10年時間，我一直沒能在一張方桌上寫作過，家里只有一個吃飯的圓桌，長期在圓桌上寫作，姿勢是偏斜的。冬天天冷的時候，我就在一個寬片暖氣上擱一個木板，斜靠著寫，我估計我頸椎里的骨刺就是長期這麼寫作形成的，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非常嚴重，你看，我家到處是枕頭和治頸椎病的儀器。
1982年，我發(fā)表了我的處女作《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後來，這部作品獲獎，記得頒獎會上發(fā)了我300元獎金，我非常激動。會後我找一個角落靜靜地看著獎品和證書，突然想到這對含辛茹苦的父母是一個安慰，那時候父母都住在我這里，我趕緊坐車回去告訴爸爸媽媽，他們很高興，我也跟著傻樂……
記得是1988年12月，我父親生病了，那時沒有任何考慮，就覺得要趕快調(diào)動工作，趕快搬家，搬到一個寬一點的地方，搬完之後接父親來北京看病，沒想到一檢查就是癌癥……
我會去寫童話
將來我兒子上大學(xué)後，我會上郊區(qū)，我想我會寫童話，寫現(xiàn)實太累，寫童話就很美好。
你突然覺得一眨眼就是50歲，回頭看，你昨天大部份時間與寫作連在一起，沒有時間去玩，有時會想，真的值得這樣嗎？寫作如果沒有意義，放眼這個時代，做官就很有意義嗎？經(jīng)商就很有意義嗎？比來比去，對我而言，還是寫作值得做一些。
既然你決定把寫作與你的生命連在一起，你就想讓你的寫作更有質(zhì)量，因此，你就不會滿足。 曾偉 （摘自《北京青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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