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辦西安翻譯學院(以下稱“西譯”)狀告《北京青年報》和《人民政協報》記者名譽侵權案，歷經百天，終于落下了帷幕。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了“被告已構成對原告西安翻譯學院的名譽侵權，除公開賠禮道歉外，給予原告8.4萬元經濟賠償……”的終審判決。這樁官司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許多人不明白，這場官司的意義何在？“不為錢，不圖名，就是要想借助這么一個案例，糾正人們對民辦教育的認識偏差。”西譯院長丁祖詒說。由此看來，官司已經審結，思考卻剛剛開啟序幕。
官司始末
這場官司是怎樣打起來的呢？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緣起：一則消息和三篇報道
今年6月12日，《中國青年報》頭版頭條發出這樣一條消息：由中國貿促會組織的以世界500強為主體的41家大型企業組成的“中國西部人力資源考察團”6月10日到陜西考察。41家跨國公司以年薪5萬元到50萬元不等，在西安翻譯學院招聘了200名學生。由于西譯的應屆生已在5月份被搶聘一空，所以世界500強企業只能預定該校大三的學生，其中中澳北京菲達乳制品有限公司以年薪40萬元預定了該校大三女生郝媛。
消息披露后，港澳臺及其國外一些媒體予以了高度的關注，香港評論稱：“大陸的人才觀、用人制度發生了重大變革。”而在大陸，更是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或感刺激驚奇，或曰高薪合理，或指學校、企業炒作，或疑新聞摻水……
《北京青年報》先后發表連續追蹤報道，由最初的質疑發展到否定招聘的真實性。6月17日，發表了題為《質疑大三女生年薪40萬》、副題為“年薪40萬能否兌現，學校企業是否炒作”的文章，對《中國青年報》6月12日報道中“大三女生年薪40萬”提出質疑，懷疑公司和學校有炒作之嫌。19日，發表了題為《“大三女生年薪40萬”有誤》、副題為“學校：40萬是公司親口說的，公司：我們根本沒有預定學生”的文章，直接否認新聞事實。24日，發表題為《人才價格亂亂亂》的文章，寫到“此時此刻，正是招生的絕對高潮。而作為一家民辦高校，招不招得來生源，關乎生死存亡，在這個節骨眼上，有學生能拿到40萬年薪……不難看出學校與某全國性的報紙有著異乎尋常的關系。”
對此，西譯認為，遠在千里之外根本未到過招聘現場的《北京青年報》記者鄧興軍和《人民政協報》記者熊樹民等人的報道侵犯了西譯的名譽權。
一位新聞界資深人士認為，“質疑”一文將名牌公辦大學在校生作為對照體系，對年薪40萬在民辦大學中的偶發機遇，上綱為社會就業機制的倒置，刺激公辦大學個別學生，造成公辦大學與民辦大學這一共同發展主體間的矛盾；他們將招聘單位的求賢及善舉說成“作秀”，將西安翻譯學院期盼學子早日就業大力促成招聘的良好初衷認定為“有炒作之嫌”。
一位新聞界資深人士認為，如果說“質疑”一文純屬作者本身對民辦院校的歧視和浮躁，畢竟還肯定了中國貿易促進會組團并赴西譯預聘的事實，還道出了招聘單位對西譯學子外語水平和應變能力的由衷贊嘆，還托出了采訪陳銳光總經理以年薪40萬招聘西譯學子矢志不渝的心聲！但該文余溫未盡，鄧、熊二人又編造的“有誤”一文，以“貿促會不承認組團”、“陳銳光不承認招聘”、“中青報無可奉告”等，全盤否定了招聘事實。
西譯認為，以讀者來信名義的第三篇文章———《人才價格亂亂亂》，將博士群體價值與西譯大三女生年薪的個案相提并論，繼續否認招聘真實性，把這么有意義、可能成為民辦教育又一個里程碑的活動暗指為“西譯導演的一個假戲”。“從小里說，嚴重影響了西譯的良好聲譽和25000名西譯學子的感情；從大里說，這是對整個民辦教育的詆毀和不信任。”
對陣：七組證據贏得一審
在協商聯系不暢的情況下，西譯提起訴訟。在訴狀中，西譯稱：2002年6月10日，由中國貿促會組織，以世界500強為主體的41家大型企業組成的“中國西部人才資源考察團”到陜西考察。期間，該考察團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到原告西譯考察、招聘。整個活動中，原告西譯約有200余人與用人單位達成了意向，英語系本科生郝媛被其中一家單位選定，并以年薪40萬元達成意向。全部招聘活動均有視聽資源為證。但被告《北京青年報》刊登了3篇全面否定這次招聘活動的文章。文章拋出的所謂的記者調查等內容的假新聞，全面攻擊原告的招聘是“虛假、不真實”的，對原告名譽進行了侵犯。為及時挽回損失，原告只好采取在北京及陜西媒體公開發表聲明，挽回負面影響。請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權，并令其在同等的版面位置上，為原告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同時判令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100萬元。
針對西譯的起訴陳述，《北京青年報》代理人辯稱，《北京青年報》刊發的3篇文章中沒有使用指向西譯的任何過激文字，不構成對西譯名譽權的侵害；對于西譯提供的視聽等材料也當場提出質疑，不承認其真實性，如錄像的剪輯、當事人話語的闡釋等；同時要求西譯向法庭提交北京菲達乳制品有限公司發給郝媛的受聘或“預聘”合同。
在法庭舉證質證中，西安翻譯學院出示了7組證據，包括錄音、錄像、證言證詞等材料。8月9日，法庭主持調解未果。經過一天半的審理，法院認為，2002年6月10日，北京菲達乳制品有限公司陳銳光與學院學生郝媛面談后，表示公司愿以高薪預聘一名該院的學生，預計年薪在40萬到50萬元，此言論屬于事實。二被告的文章歪曲了招聘活動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會對原告的評價，詆毀了原告在社會上的聲譽，構成了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
8月10日，西安市長安區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被告《北京青年報》與被告熊樹民立即停止對原告西安翻譯學院名譽權的侵害。《北京青年報》在報紙上向西譯公開賠禮道歉，其內容需經西譯同意，同時向西譯賠償刊登“律師授權聲明”的費用84000元。關于本案訴訟費35000元，則分別由《北京青年報》承擔4000元，西譯承擔31000元。
落棰：終審維持原判
一審判決后，《北京青年報》訴訟代理人高蔚卿和報道此事的記者鄧興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再次提出質疑。
高蔚卿說，法院判決的最重要依據是西譯提供的錄像帶，但這盤長達24分鐘的錄像帶只不過是西譯的一個宣傳片，其中，直接證人的相關證言只有1分鐘左右。鄧興軍說，陳銳光說過“會把一位同學的資料傳給董事會”的話，也就是說，聘與不聘最終由董事會決定，何況陳銳光本人也不是該公司的法人代表。
《北京青年報》不服一審判決，向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認定，報社做為大眾傳媒機構，對其刊載文章的內容應做到客觀真實。長安縣人民法院原審就本案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均無不當之處，故對北京青年報社的上訴請求不予支持。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幾點思考
本來應該攜手并進的兩個伙伴變成了一對冤家，這場官司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思考：
40萬年薪把誰嚇了一大跳
據零點公司對全國20多個大城市人才市場的調研，2001年度，在正常情況下年薪實際最高的是生物醫藥公司經理，年薪38萬人民幣，而一般的高級人才，平均月薪5000人民幣。
40萬人民幣，折合5萬美元，作為一個外企中高層管理人員一年的薪金，并不高，如果把這個價碼放在國外相同職位，那就低得多了。但在中國本土，這個薪金的確讓人目眩，因而也就有了莫名的驚詫。還有點酸酸的味道。
人們為何要為40萬年薪驚詫呢？北京一家網絡媒體的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里面有對人才衡量標準不一的問題，出身名門、高學歷、工作經驗老道，還是人們評判是否人才的主要參數；也有心理失衡的問題，40萬的價碼與大多數人的現實收入差距太大了，而且那還是一個未出茅廬的“黃毛丫頭”；更有自信心不足的畏懼心理：我們的身價怎會飆升得如此之快？廉價的中國勞動力就真的這樣一去不返了？
“從加入WTO的那一天起，就預示著中國會出現重大的變革。40萬元不過是一朵小浪花，大浪還在后頭，連一個40萬都接受不了，就要發動聲討，我們怎么在變中求發展呢？”西譯院長丁祖詒說。
記者了解到，其實，40萬、50萬年薪乃至更高的報酬，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不少外資合資企業的主要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報酬都是與相應的職位以及創造的價值掛鉤的，對于一個大企業來說，用40萬元人民幣的價碼，聘得一個中高層領軍人物，“太值得了。太劃算了。因為他們能給公司帶來更大的利潤。”
“不但極具戰略眼光的跨國公司，就是國內的一些大企業，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實用價值。不管你是公辦生還是民辦生，只要是人才，只要‘才有所值’，他們是舍得投入、也是敢于投入的。”北京某網絡公司人事主管說，“當然，表現出來的不一定是非常高的年薪，方式是多樣的，比如，給汽車、獎別墅，等等。”
民校學生為何不能拿高薪
“最初聽到民校大三女生以40萬年薪被預錄，你的第一感覺是什么？”日前，記者采訪一位資深教育記者時得到的答案卻是：“不足為奇。”
“從中華社會大學創辦至今，民辦高校已經走過20年歷程，可以說是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破土而出的新生事物。”多年來一直關注民辦教育的他說，經過20年的摸爬滾打，民辦不但管理越來越規范，教學質量越來越高，而且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學會了游泳，最重要的是，“人才培養無論姓公姓私，只要是好的產品就一定會有市場”。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今的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已由十多年前起步的原始積累期，向五彩繽紛的競相發展期過渡，不再是十多年前“租間教室、請個老師、拿支粉筆”就粉墨登場的草臺班，其形式也絕非短訓、業余、走讀和函授一統天下。部分民辦大學的硬件設備和綜合實力，已超越部分成人高校并接近同類普通高校。而民辦高校培養的學生也得到社會和用人單位的接受和認同。
拿西譯為例。歷經15年拼搏，西譯為社會培養了2萬余名大學畢業生，為國家積累了6個億的固定資產，從1998年到2002年連續5年分別招錄了6800、7000、9700、8300、12000名新生，全日制住校生達到了3萬人，被海內外媒體譽為“東方哈佛”、“民辦的北大清華”。去年12月7日，李嵐清副總理在國家教育部部長陳至立的陪同下視察了西譯，也予以了高度評價。
最主要的是，民辦高校與公辦高校培養人才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公辦高校主要培養的是研究型的人才，而民辦高校則培養的是實用型的人才，這樣的人才適應市場的競爭。不僅僅在西譯，很多的民辦高校都要求學好專業課的同時，掌握多種技能。李嵐清副總理就曾夸西譯的學生有靈氣，口語的群體優勢明顯，“他們那里是學生挑單位，而不是單位挑學生，工資還很高。”
也參加了考察團招聘會的北京愛立信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高級經理張方明說：“西譯學生讓我吃驚，他們綜合素質好，適應性強。來了就能干活，不需要培訓。”還有議論認為，這些孩子都是高考的落榜生，他們不但懂得把握改變命運的機會，而且更安心本職工作，更具有團隊精神。
“我們是三個半瓶子醋。單論英語比不過西安外國語學院；單論會計不如本科院校的財經專業學生；單講技能不如專業人員熟練。但我們加在一起，卻是一瓶半醋，比人高出一截啊。”西譯院長丁祖詒也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社會上有人對40萬的價碼感到驚奇可以理解，但如果認為民辦高校一個人才也培養不出來，認為民辦高校學生不值40萬，未免太武斷。“北大、清華蹦出了多少個40萬啊，就不允許我們蹦出一兩個？”
媒體怎不去除有色眼鏡
在官司尚未開始之前，西譯與《北京青年報》的交涉就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關注。不少媒體發表評論認為，記者采訪不能只靠電話、只用耳朵，還是應該到現場去做實地采訪，才能做出真實客觀的新聞。而且，作為輿論導向的先鋒，新聞媒體記者更應該加深認識、轉變思想，不要用有色眼光和陳舊觀念看待新生事物。
“我們不要憑印象感覺憑主觀意識而將其全盤否定、一棍打死。”陜西日報一位記者表示，到西譯看看，你就會知道這里的教育不同凡響，你就會知道民辦教育今非昔比，“這里的學生充滿朝氣充滿信心，根本看不出他們曾經是高考落榜者。”
“大三女生被預錄年薪40萬”這個消息引起討論、爭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尊重基本新聞事實的前提下，都是無可非議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媒體也有它的價值取舍。“但否認了基本的新聞事實，這種價值觀就是站不住腳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一位記者說，“不經認真采訪，不把情況查證核實，就拋‘炸彈’，這說明了記者的浮躁；而迎合世俗，戴有色眼鏡去看待某一新生事物，這就是媒體指導思想出了問題。”
中華工商時報的一篇評論說，西譯大招聘，不僅增強了民辦高校學生的自信，也增加了所有民辦高校辦學者的信心。像企業生產的產品一樣，社會認可的只是產品的質量，而不在乎產品出自什么所有制的企業。當然，與所有企業一樣，只有出了名牌產品，才可能成為名牌企業，像西譯，學生還沒畢業，就被成批地挖走，這樣的民校，不久也會成為名校。
陜西德倫律師事務所律師、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宋文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新聞監督一定要有理、有據、合理、合法。
“近年來，因新聞監督引起的名譽權糾紛案件越來越多，突出表現在媒體或侵權者在自己所報道的內容真實性、客觀性上舉證不足，或者取得證據的方式方法違法，甚至根本拿不出事實依據和證明材料。引發訴訟，就只能承擔敗訴的后果。”宋文利說，“具體到本案，記者沒有到過現場，就一味懷疑、指責甚至攻擊別的報道的真實性，顯然違反了法律的規定。其后果不言而喻。”
民校何時迎來春天
有關專家表示，“大三女生40萬元年薪”風波突出地表明，一些人對民辦教育特別是民辦高校存在很強的偏見。盡管不少的民辦高校早已用大量成績和事實證明了民辦高校的質量和實力，也早就贏得了社會廣泛的認可，但因為人們對中國民辦大學跨越式、非常規的人才積累模式的歷史意義認識不足，以至于冷漠、歧視、偏見難以根除。
“一個蜚聲國內的知名媒體都用那樣的觀點和眼光來看待民辦高校，更何況平民大眾？我們就是要借助這樣一個判例，來糾正社會對民辦教育的認識誤區。”西譯院長丁祖詒說。
不少專家表示，目前，還有三大認識誤區令民辦教育難以取得更高層次的突破：
民校學生都是紈绔子弟嗎
在很多人的眼里，民辦高校依然還是十數年前的那個老樣子：租間教室、請個老師、拿支粉筆、搶的都是落榜生、培養出來都是紈绔子弟……
“所以，西譯出了個拿40萬年薪的學生就成了新聞；所以，有人質疑有人否定，有人心里犯嘀咕。”一位在北京某知名大學讀研的原民校畢業生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就是民校出來的，可我不是紈绔子弟。而且，我的很多同學，都在跨國公司工作。”
在北大教授、國學泰斗季羨林老先生眼里，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僅僅依靠政府辦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即使和擁有10億人的印度相比，我國的高校數量也不占優勢。因此，要讓更多的人走進高校，接受良好的教育，需要社會各方面力量的支持，需要民辦高校來壯大高等教育的力量。
季老對民辦高校接受高考落榜生十分欣賞。他說，落榜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有很多偶然性。“(民校)培養了落榜生，沒有讓他們流落在社會上，而是盡可能地讓他們成才，那可是功德無量的事。”
不少有識之士指出，民辦高等教育將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生長、壯大、繁榮下去，這是發展趨勢，如果總是先入為主地認定民辦高校學生低人一等，不可能有什么出息，這對廣大民辦高校學生來說，是極不公平的，也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輿論導向，求全責備
目前的輿論導向于民辦教育不利，當然有民辦教育自身的原因：個別學校教師隊伍素質低下、軟硬件建設上不了檔次、教學管理不規范，甚至于為了哄搶生源相互貶低、暗施冷箭，攪起一壇污水。不少輿論以偏概全，以為這就是民辦教育。
對此，在一次民辦教育研討會上，不少專家紛紛發出呼吁：不要一葉障目，要看整體發展。在這次會議上，記者了解到，民辦高校已由京城一花獨秀，形成以西安、北京、上海和沿海為軸心，全國各省競相繁榮的多極化發展態勢。各具特色，各有特點。特別是西安，民辦高校紛紛擺脫靠租賃校舍向大面積自有校園和自有校舍化邁進。吸引了西北五省乃至全國各地的生源，多所萬人以上或接近萬人民辦大學相互促進，帶動發展，使陜西成為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硅谷”和人才輸出大省。西譯是其中的佼佼者。
專家們表示，我國前階段的民辦大學就其整體和宏觀而言不盡人意，加強對民辦大學的管理無可厚非。但“閉眼不看萬重山”，始終視民辦大學為下里巴人；對公辦大學寬松有加姑息有余，對民辦大學求全責難嚴懲不貸；剛剛看到民辦大學起步就喊叫發展過頭，只強調對民辦大學管理而漠視對民辦大學扶持，等等，這種輿論氛圍和導向，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會貽害無窮。
“公”“民”權益，“公”重“民”輕
新華社國內部主任記者賈奮勇在其撰寫的《大三女生40萬年薪名譽侵權案原告終審勝訴》一文中認為，“大三女生40萬元年薪”風波突出地表明，一些人對民辦教育特別是民辦高校存在很強的偏見。其實，西安翻譯學院這樣優秀的民辦高校早已用大量成績和事實證明了民辦高校的質量和實力，也早就贏得了社會廣泛的認可。民辦高等教育將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生長、壯大、繁榮下去，只有本著積極負責的態度，對民辦高校給予悉心的呵護、支持，才能有力推動民辦高校健康發展。如果總是先入為主的認定民辦高校及其學生低人一等，不可能有什么出息，這對廣大民辦高校及其學生是極不公平的，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甚至整個國家的現代進程都會貽害無窮。民辦院校學生不得享受火車半票，助學貸款僅限公辦院校學生，還有一些地方稅務部門不顧民辦大學的公益性、非營利性、非企業性、產權歸屬和學生主體性，試圖開征“營業稅”乃至“個體企業所得稅”，都因忽視了平等而顯得“公”重“民”輕。
“我們在成見和歧視中打拚，為了什么？還不是想為社會多培養一些有用人才，還不是要讓更多的孩子和家庭少些痛苦！”說到這里，丁祖詒的眼睛開始潮濕：“這些年來，從乘坐火車享受半價的待遇到助學貸款政策的傾斜，我們一直在爭取公平和權利，我們必須為學生創造更多更好的條件，‘特別是就業’。”
“我們不像北大、清華等重點大學，人家是‘皇帝女兒不愁嫁’。我們必須爭取主動，讓社會認識我們，請掌握前程命運的人事官兒進來。”丁祖詒說，在招聘會開始之前，他給41家企業的人事總監求情，要他們筆下生花，多圈幾個學生，“多錄一個學生不但是他本人的幸運，更是他的家庭、西譯、民辦教育甚至是社會的幸運。”
“我們真誠希望社會各界能多給民辦高校和學生一個機會。”丁祖詒發出了這樣的呼吁，同時堅信，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也是經過20多年的陣痛，才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從單一的公辦教育到公辦教育、聯合教育、民辦教育甚至外資教育等多種教育形式并存，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種阻力和痛苦，但它終究會上路。
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首次由黨中央明確提出教育領域中“民辦”與“公辦”共同發展格局的理念。對民辦大學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講絕不亞于1978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歷史決斷，也絕不亞于“非國有制經濟”形成半壁江山帶來國民經濟騰飛的政治內涵。“民辦”與“公辦”共同發展的格局，是激活教育生產力、與國際教育格局接軌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義。
不少專家認為，正處于高速上升期的中國民辦高等教育，已經走過了艱難掙扎的階段，無須“雪中送炭”了，但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理解和寬容、更大的支持和關注，渴望全社會都來為民辦高校“錦上添花”，讓民辦教育的春天來得早一些、更早一些。
作者：凡夫 來源：法制日報10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