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筆底遠遜毛澤東 “捉刀”倚重兩大“文膽”

　　蔣介石的筆底功夫顯然遠遜毛澤東，但他有他的辦法，那就是請人“捉刀”，為他“捉刀”的主要是兩個人：陳布雷與秦孝儀。

　　陳布雷生于1890年，浙江慈溪人，是蔣介石在大陸時期的主要“文膽”；秦孝儀是湖南省衡東人，生于1921年，早在1949年，即陳布雷辭世后的次年，他就以28歲的年齡，成為蔣介石身邊最年輕的“文膽”。陳布雷與秦孝儀年齡相差31歲，屬于兩代人，分別承擔了蔣介石大陸時期與臺灣時期的“第一文膽”之重責，兩人都有“國民黨的第一支筆”之譽。

　　陳布雷： “畏壘椽筆，逾百萬師”

　　陳布雷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1911年，陳布雷進入上海《天鐸報》，他勤勉敬業，很快成為上海報界的著名記者。其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時評，反對封建帝制，宣揚共和精神，影響很大。孫中山先生代表臨時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對外宣言》，就是由陳布雷翻譯成中文最先在《天鐸報》上發表的。幾年后，陳布雷轉到《商報》做編輯主任，不遺余力地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

　　上世紀20年代，陳布雷身在上海，他對國內局勢的種種評述，與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黨可說是不謀而合，南北遙相呼應，形成了一股朝氣蓬勃的革命輿論。孫中山贊揚《商報》“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說它的宣傳比國民黨辦的報紙還有成績。陳布雷所寫的有些時事評論，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辦的周刊轉載。著名報人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他，說“陳布雷先生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國民黨揮師北伐后，蔣介石很需要身邊有支筆桿子，享有聲望的陳布雷是理想人選。北伐軍剛到南昌，蔣介石就派人去上海邀請陳布雷去南昌晤談。為延攬人才，蔣介石表現出謙遜的姿態，陳布雷為蔣介石的“禮賢下士”感動，不久即為他起草了激情四射、文采飛揚的《告黃埔同學書》。從此，陳布雷就成了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先后任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等職，長期為蔣代擬文字，是有影響力的國策顧問。

　　抗戰時期，是陳布雷“文膽”生涯的高峰。1937年7月初，蔣介石邀集國內知識界名流200多人召開“談話會”，并在會上慷慨陳詞，他說：“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勝利。”這篇談話以“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句最為著名，它如同“抗戰宣言”一樣，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決心。這篇演講稿就是陳布雷起草的。抗戰時期，陳布雷還有許多篇文章得到普遍贊譽，在國內外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陳布雷正直清廉、秉公無私，其品行道德為人所稱道。在重慶時周恩來曾托人向他傳話：“對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他的筆不要只為一個人服務，而要為全中國四萬萬同胞服務。”作為國民黨主管宣傳的要員，陳布雷對一些進步人士是很敬佩的，譬如郭沫若。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郭沫若發表了有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發出通緝令，迫使郭沫若流亡日本。1937年七七事變后，郭沫若想回國抗日，陳布雷答應為郭沫若說情。陳布雷捧出郭沫若在日本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等一疊書說：“郭沫若這些年沒有再搞政治，他主要是埋頭研究殷墟甲骨文和殷周的銅器銘文……現在，他想回國參加抗戰。”這樣，經陳布雷的說情，郭沫若才得以順利回國。

　　作為蔣介石的“御用”筆桿子，陳布雷做過一些違心事，最典型的是為蔣撰寫《西安半月記》。關于西安事變，陳布雷知道張學良、楊虎城原為抗日而兵諫，也聽說了一些蔣在驚慌中跳窗逃至山后的狼狽情節。但蔣介石向他面授此書的綱目時，卻把張、楊說成是犯上作亂的叛逆，美化自己在危難中鎮定自若……陳布雷無法違拗蔣的旨意，只得唯命是從。事后，他在日記中寫道：“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陳布雷是個很矛盾的人物。他熱愛報業，想當記者，卻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為人謹慎，對蔣介石或同僚總是恭敬有加，從無盛氣凌人的傲氣；他廉潔自律，不拉幫結派，不貪污腐敗，頗有“賢相”之風，被蔣介石稱為“完人”；他身居高位，卻鄙薄政治，不讓兒女從政，他的子女中沒有一個國民黨員……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自殺身亡，終年59歲。他在留下的遺書和致蔣介石的信中稱：“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致使“衰老被憊，思想柘澀鈍滯”，他表示自盡之舉實出于心理狂憂之萬不得已。

　　11月18日，國民黨南京政府為陳布雷舉行公祭典禮。蔣介石在祭文中，對這位一生以筆墨佐助自己“遂奠邦基”的文膽與國策顧問，作了蓋棺定論之語：“畏壘(陳布雷號)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秦孝儀：早年參贊機要，晚年執掌“故宮”

　　秦孝儀出身書香門第，精通儒學、經史。從上海法商學院法律系畢業后，他曾赴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深造，榮獲人文科學博士學位。秦孝儀20多歲即受蔣介石重用，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議事秘書。

　　由于文采過人，反應快，又能以毛筆速記，所以秦孝儀一直為蔣介石倚重。對傳統經典相當仰慕的蔣介石，也不時與秦孝儀以四書五經應對，增添自己談話的分量。是以秦孝儀能長期在國民黨中央工作，并任蔣介石侍從秘書職務屹立不倒，前后共達25年。

　　1949年隨國民黨到臺灣后，秦孝儀除以“總統府”秘書的名義，續任蔣介石“文膽”外，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宣組副組長、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1961年4月，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副秘書長，直到蔣介石過世，蔣介石發表的政策文稿，幾乎全部出自秦孝儀之手。

　　秦孝儀作風低調，他最為人知的傳奇，在于他在蔣介石去世之際，以蔣介石文學侍從等多重身份，承宋美齡之命，記錄并撰述了蔣介石的遺囑。這篇以“自余束發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破題的短文，在國民黨一黨專制時代，各級學校曾規定學生背誦，也讓秦孝儀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在蔣經國主政后，當時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張祖詒等成為重要“文膽”，因此秦孝儀的心力逐漸轉往“故宮博物院”發展。當時已愈八旬的老院長蔣復驄因中風準備退休，秦孝儀原先只打算做兩年，結果自1983年開始，他在“故宮博物院”院長的位子上一干就是18年。

　　政黨輪替執政后，秦孝儀卸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職務，隨即縱情書畫山水，更常回到故鄉探望，也曾到湖南舉辦個人書畫詩詞展。事實上，早在兩岸恢復正常交流后，秦孝儀便積極推動北京與臺北“故宮”的互動，為兩岸良性交流貢獻良多。

　　2007年1月5日，秦孝儀在臺灣病故。與陳布雷相比，他的命運無疑要好得多：早年就得以參贊機要備享榮耀，晚年執掌“故宮”期間，又得以優游浸潤于藝術與國寶之間，卸任后安度晚年并得以善終。 (摘自《民國大腕》，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