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唐山大地震》:心靈如何安放

　　我們的心靈如何安放

　　很久之前，采訪一位年長的戲曲導演，問他：“中國人為什么愛看苦情戲？”他回答說：“生活太壓抑，只能借著戲哭出來。在別人的悲傷里抒發自己的情緒。”

　　其實很難把《唐山大地震》歸類為災難片。電影里，災難的場景并沒有被反復渲染——或者說，災難片只是一個外殼，在這個吸引人的類型片的外殼下，馮小剛講述的，是他一向擅長的平民故事。只不過，這一次，這個故事，被放在了唐山大地震的背景下。

　　《唐山大地震》是典型的中國人愛看的傳統的苦情戲。李元妮的故事令人動容：僅僅維持了幾十秒的地震讓一個幾十秒前還擁有幸福家庭的女人失去了丈夫，之后，她還要被迫做出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兩個孩子，女兒和兒子，只能救一個。

　　人性和命運之間安排的沖突給了這部電影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開端，這個開端是非常好萊塢式的：一個人被卷進了一場意外之中。只不過，好萊塢電影中的人物多半是靠個人的力量去解決困境，彌補心靈上的傷痕。因此好萊塢電影中的那些人強悍，張揚，在困境中依然過得“花紅柳綠”。而《唐山大地震》里的李元妮清苦，自持，幾乎是以一種近乎自虐的方式度過了30多年。認為過得“花紅柳綠”便對不起為救她而死的丈夫。情節差異的背后，是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而價值觀的形成，又和社會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采訪馮小剛的時候，曾問到，《溫故1942》為什么一直遲遲不能拍，而《唐山大地震》卻可以拍？他回答說：天災可以拍，人禍不可以拍。因為天災承擔了惡的角色。這其實，是個挺悲傷的回答。

　　原作《余震》是一部非常真實的作品，繼父和繼女之間關系尷尬，李元妮原本是個有著強韌的生命力，有點“招蜂惹蝶”的小女人……而這些，在電影中，馮小剛一一做了機巧的處理。

　　這里面，有著中國式的生存智慧。馮小剛是較早意識到好萊塢電影制作方式的必要性，也是較早有意識學習好萊塢電影的導演。只是像每一個活在現實中的創作者一樣，馮小剛不得不兼顧兩者：官員和老百姓。然而麻煩的是，他們的審美觀，有時候不太一致。

　　好萊塢商業電影的成功，技巧之外，是因為有著不可動搖的主流價值觀：上帝，人性，愛和家庭。而長久以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是倫理關系。三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價值觀念卻日趨混亂。社會不停洗牌，價值觀念一再動蕩，強和弱的差距不斷拉大，宣泄的出口一再狹窄。情感主題便成為當下現實中，普通中國人唯一安全，也是唯一可宣泄的渠道。馮小剛1958年出生，回顧自1958年至今的半個世紀，人與人之間關系一次又一次大的動蕩和改變，他認為，親情和家人才是最終不可動搖的。《唐山大地震》時代跨度正是三十年，然而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俱被輕輕帶過，親情的價值和作用被放大，理解和原諒作為橋梁，成為彌補心靈傷痕唯一的也是最有效力的良藥——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關系，最終都會歸結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電影的結尾，使用的是《心經》的歌聲。面對苦難，普通而微小的個人無力改變現實，只能選擇承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一種麻醉，還是一種超脫。不同的觀眾會有不同的解讀和感受。

　　□馬戎戎(北京 記者)